窝棚里闷热得像蒸笼。三张粗糙的木桌拼在一起，上面摊满了图纸、表格、账本。一盏煤油灯挂在棚顶，尽管是白天也点着——棚内光线太暗。一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正俯身在图纸上画着什么，手臂上晒脱的皮一层叠着一层。

“赵大勇。”卢润东叫了一声。

汉子抬起头，眼睛布满血丝，但眼神锐利：“卢先生！您来得正好！”他直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发出咔吧的响声，“这是第三十七口井了。按照您提供的图纸，咱们改了绞盘结构，加装了滑轮组，现在一天能打下去八丈深。”

卢润东走到桌前。图纸上标注着这一带的地质结构：上层是五丈厚的黄土，中间有三丈砂石层，再往下是页岩。每口井的深度、出水量、受益户数都详细记录。旁边一本账册上，用工、用料、粮食消耗记得清清楚楚。

“聊城那边情况怎么样？”赵大勇递过来一碗凉开水。碗是粗陶的，边缘有个缺口。

卢润东接过碗，一口气喝了半碗，清凉顺着喉咙滑下，稍稍缓解了燥热：“比这里早些起步。现在基本能做到每个聚村都有两口以上的水井，大型储水窖三个。关键是组织起来——分散的农户对抗不了大旱，聚在一起就有办法。”

他走到窝棚门口，望着工地上忙碌的人群：“你们这里现在有多少劳力？”

“常驻的八千多人，轮流上工的三万多。”赵大勇跟过来，也望着外面，“周边十二个聚村，每村出两千多劳力，分三班倒。打井的专门打井，修渠的专门修渠，还有一队人专门养护工具。粮食由各村按劳力出工数分摊，县里补贴一部分。”

夕阳西下，天边泛起火烧云。工地上点起了火把和油灯，夜班的人接替了白班的活计。打井的号子声在暮色中传得很远，一声接一声，像是这片土地的心跳。

卢润东和工人们围坐在篝火旁。火上架着两口大铁锅，一口煮着野菜糊糊，一口蒸着杂粮窝头。人们捧着粗陶碗，就着咸菜疙瘩，吃得津津有味。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凑过来，蹲在卢润东身边，小心翼翼地问：“卢先生，俺听说陕西那边，聚村不光打井，还办夜校、开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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