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到一个盲人面前：“这是老李，原先是矿工，眼睛被鬼子打瞎了。现在编草鞋，一天能编三双。他说，虽然看不见了，但手还能动，就不能白吃饭。”

老李听见说话声，抬起头，空洞的眼睛“望”向声音的方向：“是于司令来了？”

“是我，老李。苏联同志来看你了。”

“苏联同志好！”老李大声说，“谢谢你们帮咱们打鬼子！等仗打完了，我编双最好的草鞋送给你们！”

翻译把话译过去。格罗莫夫沉默了很久，最后对老李说：“谢谢你，同志。你的礼物，我一定收下。”

从荣军工厂出来，格罗莫夫问：“像这样的伤残战士，你们有多少？”

“北镇有三百多，整个根据地……大概五千。”于凤至说，“我们正在筹备更多的荣军工厂，让每个伤残兄弟都能自食其力。”

“这需要很多资源。”

“所以我们自己种地，自己开矿，自己生产。”于凤至指了指远处山上的岗哨，“看见了吗？那座山里有铁矿，品位不高，但够我们用。山下有煤矿，虽然是小矿，但能炼焦、烧砖。我们还在试着自己造机床，造子弹，造炮弹——虽然质量不如日本货，更不如苏联货，但能用。”

她说得很平静，但格罗莫夫听出了话里的分量。这不是在诉苦，是在宣告：我们能活下去，能打下去，不需要施舍。

下一站是野战医院。条件比荣军工厂更简陋——教室改的病房，课桌拼的病床，药品稀缺到要用煮沸的盐水代替消毒水。但病房里很干净，伤员的精神状态出乎意料的好。

白院长正在给一个伤员换药，看见于凤至，点点头：“副总司令。”

“这位是苏联的格罗莫夫将军，来考察的。”

白院长用俄语打了招呼——他年轻时在哈尔滨的俄国医院工作过。格罗莫夫很惊讶：“您会俄语？”

“会一点。”白院长继续手里的工作，“将军，您看这个伤员，左腿截肢，伤口感染，我们只有最基本的消炎药。如果是在苏联的医院，他活下来的概率有多大？”

格罗莫夫看了看伤员的状况，低声对伊万诺夫说了几句。伊万诺夫打开皮箱，取出一份清单：“我们带来了一批药品，包括盘尼西林、磺胺、手术器械。可以……捐赠给医院。”

白院长的眼睛亮了，但没接话，看向于凤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