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书院所授，若皆为实用之学，如农事稼穑、百工营造、算学计量、律法契约，固然能解民生之困，启一技之长，使民得温饱，国增富力。

但若无圣贤大道、仁义礼智信之教化贯穿其中，只重‘术’而轻‘道’，长此以往，是否会导致人心浮躁，只知逐利，而失却立身之本？

人人皆求器用之利，谁复念及仁义之心？

商鞅变法，富国强兵，间接使秦横扫六合，然其法严苛，不施仁义，视民如草芥，终致民怨沸腾，若非父皇及几位先祖手段通天，恐怕根基比现在还要虚浮。学生恐书院若一味重‘术’，或蹈桀纣之覆辙。”

他目光清澈，带着大秦公子特有的、对秩序与根本的深刻思考，以及对历史教训的警醒。

“其二，”扶苏继续道，语气带着一丝忧虑，“知识下移，开启民智，固然是千古未有之善举。

然则，若人人皆可轻易获取知识，是否会导致学问泛滥，真伪难辨？

昔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固然思想活跃，智慧火花璀璨，却也难免鱼龙混杂，异端邪说横行，惑乱人心。

书院广开大门，有教无类，固然可嘉，然如何确保所授所学，皆为正道，而非惑乱人心之言？

若无甄别引导，恐‘开智’反成‘启祸’之源，其三。”

他看向远处堆积如山的建材和忙碌的人群，“书院耗费如此巨大，集举国之力，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如流水。

若最终成效不显，或所学非所用，与民生国计脱节，岂非劳民伤财，徒耗国力，反成朝廷与百姓之负累？此三者，学生愚钝，百思难解，望先生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