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在大会闭幕前，一份厚厚的《寰宇和平与安全宪章》草案被摆在了各国代表面前。草案基本采纳了四大支柱的框架，但在具体条款上做了一些修饰和让步，比如“联合巡逻”的指挥权“协商确定”（实则大宋主导），“仲裁院”裁决的约束力“尊重各国主权自愿原则”（但大宋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和平”的权利），“军备透明”设定为“渐进、自愿、对等”原则（但大宋会率先“透明”，以作表率，实则为施压）。

闭幕式上，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帝国首相张居正首先在宪章上盖上了大宋的国玺。随后，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藩属国代表几乎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名字。

接着，暹罗、缅甸、哈萨克等也在犹豫后签署。

波斯、奥斯曼的使节在得到国内紧急指示（通过电报）后，也面色凝重地签了字。

欧洲诸国中，荷兰、葡萄牙率先签署（他们更依赖海上贸易），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在激烈争论后，考虑到与大宋的贸易关系和殖民地安全，也不得不签署。俄罗斯使节最后签字，动作僵硬。

当所有与会代表（除了几个实在弱小到无人在意的城邦）都在宪章上留下签名或印章后，会场内响起了并不十分热烈但足够持久的掌声。

大宋的官员们面带微笑，相互致意。他们知道，一个前所未有的、由帝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其法律和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建立。

虽然这份宪章远非完美，其执行将充满博弈和变数，许多国家只是迫于形势而签字，内心未必认同，但它毕竟白纸黑字地确立了一系列规则。

这些规则，是由大宋制定、以大宋利益为核心的。

从此，大宋干预他国事务、调停国际争端、维护海上霸权、限制潜在对手，都有了“国际法理”依据。

帝国主导的和平，本质上是一种“霸权稳定下的和平”，其核心是确保大宋的绝对安全与利益，同时为全球贸易和帝国的全球治理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

消息传开，帝国境内一片欢腾，报纸连篇累牍地歌颂“陛下圣德，泽被苍生，开创万世太平”。

在野的士大夫也大多赞扬此乃“王道”体现，是“以德服人”，“协和万邦”。

普通百姓则觉得，似乎以后出门做生意、跑船更安全了些。

而在世界其他角落，反应各异。

伦敦、巴黎、马德里的宫廷里，弥漫着屈辱与无奈。

伊斯法罕、君士坦丁堡的君主，在忧虑中盘算着如何在新的规则下维护自家利益。

一些偏远地区的部落酋长，可能尚未完全理解这份文件的意义，但他们很快会发现，来自大宋的商队、传教士、探险家，乃至挂着青龙旗的巡逻舰，会更多地出现在他们的领地附近，并要求他们“遵守国际规则”。

“寰宇和平与安全大会”的召开与《宪章》的签署，标志着大宋的全球霸权，从军事征服、经济扩张、文化渗透的阶段，正式进入了制度构建与规则输出的新阶段。

一个以北京为中心，以“和平、安全、合作”为口号，以军事威慑为后盾，以经济杠杆为手段，以规则制度为网络的全球秩序，已然轮廓初现。

帝国主导的和平，如同一个精心编织的华美牢笼，将已知世界的大部分，笼罩其中。

和平是真的，但主导权，牢牢掌握在紫禁城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