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倪妮第一次听见那个声音，是在她入职晨光纺织厂的第六十三天。

厂子在川南一个叫棉溪镇的地方，灰白色的厂房蹲在公路边上，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铜牌——“晨光纺织厂，建于1972年。”包倪妮是从省城技校纺织专业毕业后来这儿的，同批来的还有另外五个女生，被分在不同的车间。她分在细纱车间，三班倒，上六休一，工资不高，但包吃包住，对农村出身的她来说，算是条出路。

细纱车间很大，有半个足球场那么长，几百台细纱机一字排开，轰隆隆的声响灌满整栋厂房，人在里面说话要靠喊。包倪妮的工位在车间的东北角，靠近原料库的大门，不算太吵，她慢慢习惯了。她在这里已经待了两个月，学会了挡车的操作，能同时照看十几台细纱机，接头、换粗纱、处理断头，手指比以前灵活了不少。这里的一切和她在技校学的一模一样，只有一件事让她困惑——她工位旁边的那台细纱机，从来没有开过。

那是一台老式的A513型细纱机，机身漆面剥落大半，露出底下一层暗沉沉的褐色，像被什么东西反复浸染过。锭子上的油已经干透了，摇架锈死，锭带断成了几截，挂在机架上，像几根干枯的藤蔓。她问过带班的赵师傅，这机器怎么不开。赵师傅正蹲在机台前面修锭子，听她这么一问，手里的扳手停了一下。

“坏了。”

“修不好吗？”

“修不好了。”赵师傅的声音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坏了二十多年了。”

包倪妮没再问了。她只是觉得那台机器看起来不像坏的，更像一种刻意的闲置。机器的表面很干净，没有积灰，锭子上的锈迹也没有蔓延，像是被人定期擦拭过。她有时候路过，会闻到一股淡淡的、说不清的气味，不是机油味，不是棉絮味，是那种更旧的、像老房子墙角渗出来的潮湿的甜腥。

她把这个疑惑讲给同宿舍的姐妹听。舍友梁燕说，那个车间以前出过事，有个女工的头发被卷进机器里，头皮都撕下来了。另一个舍友陈丽说不是头发，是手，被锭带绞进去，手指都绞断了。她们七嘴八舌地说着，版本各不相同，包倪妮插不上嘴，只觉得那台机器的故事，远比她想象的更复杂、更久远，也更需要被遗忘。

她再一次听见那个声音，是在她因为白天睡过头而错过饭点、一个人去食堂的路上。那是凌晨一点多。空旷的大道上没有路灯，只有远处食堂窗口透出的昏黄灯光。她低着头踩着自己的影子，就在她拐过厂房拐角的那一刻，她听见了一阵极轻极细的声音，不是机器轰鸣，是人的叹息，从细纱车间的方向传来，断断续续的。

她停下脚步，侧耳听了一会儿，那个声音消失了。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正要走，那个声音又响了，这次更清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很远，像在哭。她没有去查看，加快了脚步，走进了食堂。可是那个声音后来一直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清晰，不是哭，是在说话。她听不清在说什么，可她认得那种调子，像一个人在问，你有没有见过他。

她去找了车间主任老邱。

老邱五十多岁，在晨光纺织厂干了三十多年，说话慢吞吞，走路不紧不慢，像那台永远不开的细纱机，锈住了，动不了。他听包倪妮说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她。

“你看看吧。看了就知道了。”

信封里是一沓发黄的黑白照片，很小，和身份证照片差不多大，像是从某个更大的证件上裁下来的。照片上是一张又一张年轻女人的脸，有的笑着，有的不笑，有的看着镜头，有的看着别处。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名字和日期——“李秀兰，1979年入厂。”“王桂香，1983年入厂。”“陈小妹，1988年入厂。”“周春梅，1993年入厂。”等等，一共三十七张。老邱告诉她，这些人都在这台机器上干过，最长的干了三个月，最短的只干了一个星期，然后就消失了。

“消失了？”

“不是失踪，是辞职。打报告走了。档案里都是这么写的。”

老邱的声音低得像怕什么东西听见，“可是这几十年里，我没有一个人见过她们离开。她们从车间里走出去，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们。她们没回宿舍，没退工卡，没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她们就是这么凭空消失的，在这间车间里，在那台机器旁边，像被什么东西吸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