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能处理的，自己处理了。发邮件，打电话，约谈基金管理人，撤资，止损，换团队。

不能处理的，写成报告，发回纽约。

老亨利的办公室每周都收到她的汇报。

第一周，助理回了一个字：“收。”

第二周，助理回了一个字：“好。”

第三周，助理回了一句话：“斯特林先生问，你怎么发现的？”

艾拉回：“看报告。”

第四周，老亨利亲自打来电话。

那天是周五，晚上八点多。艾拉还在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电话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弗吉尼亚的号码。

“爸。”

“艾拉。”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能听见呼吸声，有点重。

“你哥管了五年，什么都没看出来。”

艾拉没说话。

“你一个月，看出了七个问题。”

艾拉还是没说话。

“安德烈的投票权，”老亨利说，“你暂时来管。”

艾拉握着电话，心跳漏了一拍。

那是15%的家族信托投票权。

加上她自己手里的5%，就是20%。

在斯特林家族，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她比谁都清楚。

“谢谢爸。”

电话挂了。

艾拉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西班牙广场。

晚上九点多，广场上人少了。灯光照着，那些台阶还在，那些喷泉还在，那些罗马假期的痕迹还在。游客零零星星的，有人坐在台阶上拍照，有人牵着手慢慢走。

她看着那些人，忽然想起林风。

想起那个晚上，他在她房间里的样子。想起他说“行”的时候，那双眼睛里的光。

她摸了摸肚子。

还看不出来。

但孩子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