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平县县委书记刘大光满眼兴奋。

虽然刚开始他也不太理解王大志在毫不缺粮的时候，为什么如此固执地要求大家种粮开荒。

但是，作为一个农民，当荒地经过艰苦的开拓，成功的种上粮食之后，之前的种种不理解一扫而空。

他太理解“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满足感了。

所以，此时对于这道额外加重了工作负担的任务，再没有丝毫抵触，反而满眼开心。

除了平县，其他三县累计开荒了2万亩，也就是说，到1938年秋，晋南四县根据地就可以收获百万斤粮食，这足以支撑一个团一整年的粮食消耗。

更何况，即便在四十年代的华北旱灾时期，大部分耕地也不至于颗粒无收。

所以，有了这即将收获的百万斤粮食，王大志的内心焦虑也就缓解了许多。

不过，王大志知道，此时虽然晋南四县人口密度并不小，但远远没有到达开发极致的地步。

事实上，以后世来看，晋南各县人口普遍膨胀到三倍左右，耕地也普遍翻了两倍甚至三倍。

这样来看，虽然没有现代化开荒工具，但是，晋南四县依然有很大的开荒空间，每个县保持1万亩甚至更多的开荒耕地，是完全具备条件的。

相较于根据地，各部队虽然也在驻地附近努力开荒，但是成果要小了许多。

但即便如此，驻守晋南四县的各部队，也开荒超5000亩。

王大志除了在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政策的同时，也对这一政策有了更细化的分配：

对于各主力部队，除长期驻守之外，不再要求开荒任务；需要离开驻地在前往其他地方作战的部队，开荒的耕地则转交地方。

而对于各地区各县，根据地势、地形、人口、经济发展以及资源分配等，则将更细致地将开发任务分发各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