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份工作，我只干了不到两年。
那天我接到一张单子，从顺义拉一车货去山西。公司把我叫过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说这趟活儿加钱。我一听加钱，眼睛就亮了，说没问题。为了多赚点，无所谓几点发车。我提了车，开到货场装货，等一切搞定，已经快晚上九点了。从顺义出发，穿过河北，过了娘子关，才能进山西。等进了山西境内，差不多凌晨一点。子时，跑夜路的老司机都知道，这个点要格外小心。大车刹车距离长，晚上视线不好，容易出事。可我这人年轻，精力旺，从来不愿意半路停车休息，想着连夜开到目的地。
过了娘子关，山路就多了起来。弯道一个接一个，我放慢了车速，双手攥着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前面被车灯照亮的那一小片路面。山风从车窗缝里灌进来，呜呜的，像有人在哭。刚过一个急弯，远远看见路中间站着一个人。高速公路，两侧全是山，最近的人家也在几十公里外，这人从哪来的？我挑起远光灯，白光打在那人身上。他穿着一身黑衣服，头发不长，看着三四十岁的男人。他就那么直直地站在路中间，一动不动，像是专门在等我。
大车朝那人冲过去，他没有躲的意思。他的脸在灯光下白得发灰，像刷了一层石灰粉，眼眶深陷，看不清眼珠。我猛地向左打方向盘，车身一偏，贴着那人擦了过去。我感觉后挂好像碰到了什么，从后视镜里看，那人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再看一眼——另一边的后视镜里，那个人消失了。不到一秒钟，凭空没了。两边是光秃秃的山，没有树，没有沟，没有藏身的地方。我的后背一阵发凉，手心全是汗，方向盘上的皮套被我攥得发涩。但车还在走，我也没撞到他，只能继续往前开。
大概四十分钟后，我开进了一段盘山路。刚拐过第二个弯，我又看见了他。还是那个黑衣男人，又站在路中间，离我不到五十米。这次我看得更清楚了——他的嘴唇发紫，紫得发黑，紧紧抿着。风吹不动他的头发，吹不动他的衣角，他就那么站着，像一棵种在路中间的枯树。我浑身的汗毛一根一根竖了起来，头发根根发紧，后背冷汗把衬衫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冰凉冰凉的。方向盘在我手里打滑，大车开始左右甩，拖挂在弯道里晃了起来。我拼命稳住方向，车像喝醉了酒一样在路上扭了好几个弯，轮胎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尖叫，焦糊味从车底飘上来。最后车子撞到了路边的一棵树上，亏得是车厢侧面撞上去，树被撞弯了，车没大事，还能开。
可我已经开不动了。不是车坏了，是我整个人在发抖，抖得连脚都踩不住刹车。我熄了火，从座位底下抽出那把大安全锁——那是我混社会时留下的习惯，车上常年带着家伙，铁锁头足有小臂长，沉甸甸的。我攥在手里，下了车。山风呼呼地吹，吹得我睁不开眼，可我不敢眨眼。我围着车转了一圈，大声骂着脏话，声音在山谷里来回撞，撞回来又撞出去，像是有人在远处学我骂人。我骂了好几分钟，想跟那个东西干一架，可那人又消失了，连个影子都没有。四周只有黑黢黢的山，只有被车灯照亮的半棵树，只有我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像有人在我胸口里敲鼓。
我喘着粗气，觉得没意思，转身准备上车。手刚搭上车门把手，背后有人拍了我一下。力道很轻，可那一下像是拍在了我心脏上，拍得我浑身一僵。我猛地回过头——一个老太太，七十来岁，个子不高，一米五几，穿着一件深色的棉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脸上笑眯眯的，皱纹挤在一起，眼睛眯成两条缝，嘴角往上翘着。她就站在我身后不到一米的地方，月光照着她的脸，那笑容看起来很慈祥，可在深夜的荒山里，那笑容比哭还瘆人。
我往车门边退了一步，后背抵着车梆子，冰凉的铁皮隔着衣服凉得我打了个哆嗦。我哆嗦着问：“您……您从哪冒出来的？”
老太太的笑容没变，声音也不大，像在跟邻居聊天，可那声音在山风里飘着，忽远忽近，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你别怕。我不是找你，我是找我儿子。我儿子就在你车上。我追了你好长时间了，一直跟着你这车。”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炸了。她说她追着大卡车跑？她说她儿子在我车上？我车上装的是一整货柜的货物，纸箱子码得整整齐齐，哪来的活人？我的舌头打了结，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您儿子……在我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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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点点头，笑眯眯的，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她的头点得很慢，下巴一下一下地往下磕，像上了发条。
我已经吓得语无伦次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会重复一句话：“您自己找，您自己找找。”
老太太真就围着我的车转了一大圈。她走得很慢，脚底下没有声音，棉袄的衣角在风里轻轻晃。我跟在后面，腿发软，像踩在棉花上，手里的安全锁沉得快要提不动了。她看完，转过身，脸上的笑容忽然消失了。那表情变化之快，像被人揭下了一张面具，又像那笑容从来就没存在过。她的眼睛忽然瞪大，眼珠子往外鼓，瞳孔缩成了针尖，眼眶里布满了血丝。她的声音一下子尖了起来，又尖又厉，像指甲刮玻璃：“什么没在你车上？你瞧得见吗？我儿子在不在，是你能瞧出来的？”
我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脚后跟踢到路边的一块石头，差点摔倒。她盯着我，声音忽然又平了下来，可那种平比尖更让人害怕，像暴风雨前最后一刻的宁静，每一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行了，你走吧。今天我们母女俩心情好，放你一马。但我告诉你，这台车你以后不要再开了。你要是再开它从这条路走，我不会再放过你。”
母女俩？哪来的母女俩？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可最后一个字我听清了——她让我走。我顾不上多想，转身拉开车门，爬进驾驶座，钥匙捅了好几次才捅进锁眼，手抖得方向盘都握不住。我打着了火，连头都不敢回，一脚油门冲了出去。从后视镜里往后看了一眼，老太太站在路边，月光照着她，她还在笑，嘴角往上翘着，眼睛眯着，跟我第一眼看见她时一模一样。
剩下的路程，我像在做梦一样，脑子里全是那个老太太的脸——笑眯眯的，忽然又变凶了，笑眯眯的，忽然又变凶了，两张脸在我脑子里来回切换，切换得越来越快，快到我分不清哪个是真的。我硬撑着把货送到了目的地。到了地方，我浑身虚得不行，像被抽空了一样，下了车腿都站不稳。我逮着谁跟谁说昨晚的事，卸货的工人、仓库的调度、门口的保安，我逮着谁都讲一遍。没一个人信我，有人笑我眼花了，有人说我开夜车太累产生了幻觉，还有人说我是编故事吓唬他们。
我发起了高烧，不是普通的高烧，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热，浑身酸疼，像被人打了一顿。我在旅馆里躺了一天，吃不下饭，喝不下水，翻来覆去地做噩梦，梦里全是那个老太太，站在路边对我笑。我跟公司请了假，把车存好，自己去医院打了三天吊针，烧才退了下去。
这事过去小半年，我一直没敢再提。有一天我跟几个哥们儿喝酒，几杯啤酒下肚，话多了起来，聊起各自遇到的怪事。我把这事说了，说完自己都觉得像编的。旁边有个哥们儿小周，在车管所上班，虽然是临时工，能摸到电脑。他听完放下酒杯，看了我一眼，说：“你那车有问题，你把车牌号给我，我回去查查。”我以为他开玩笑，随口把车牌告诉了他。
过了三天，他打来电话。我一接起来，就听见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什么人听见：“兄弟，我跟你说个事，你做好心理准备。”他喘了口气，那口气吸得很长，像要从很深的地方把话提上来，“你那辆车，我查了。零七年五月，在山西境内出过一起重大交通事故。死了人，不止一个。具体死几个，我这权限看不到。但你开的这台车，就是当年出事的那台车。事故记录上写的，是一辆大货车，车牌号跟你的一模一样。”
我握着电话，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的手指在抖，抖得手机差点从手里滑下去。
原来那个老太太说的，是真的。她追的是这辆车，不是追的我。她说她儿子在车上——那些死了的人，还在车上。他们没有走，一直跟着这辆车，在车轮上、在货柜里、在驾驶室的某个角落。那个黑衣男人，也许就是她儿子。他站在路中间，不是要拦我，是要拦这辆车。可我每一次都从他身上穿了过去，我什么也碰不到，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脸白得像纸，眼眶深陷，他站在那里，也许是在等我停下来，也许是在等所有人都停下来。可他等来的，只是一辆又一辆从他身体里穿过去的车。
后来我坚持了大半年，最后还是辞了职。我不能再开卡车了，尤其是晚上。每次坐进驾驶室，我都会想起那个笑眯眯的老太太，想起她忽然变凶的脸，想起她说“我追了你好长时间了”。我不知道她还在不在那辆车上，也不知道那辆车后来又拉过多少货、跑过多少路。我只知道，那天晚上在山西的盘山路上，她从黑暗里走出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她的手是凉的，那种凉不是冬天吹风的凉，是那种从骨头里往外渗的、像冰窖里拿出来的凉。那凉意透过棉袄，透过衬衫，透过皮肤，一直凉到我的骨头里。
我后来托小周帮我查过那辆车的下落。他说那辆车还在跑，换了新牌照，漆也重新喷过，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它还在路上，还在深夜的高速公路上，拉着货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我不知道那个黑衣男人还在不在路中间站着，也不知道那个老太太还跟在后面跑。他们等了那么多年，还要等多久，没人知道。
我只知道，我再也不会开那辆车了。甚至每次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同款的大货车从对面驶来，我都会不自觉地往右边让一让，往右靠一靠。我怕那个黑衣男人也在那辆车的车灯前面站着，怕那个老太太也在后面追。我怕的不是他们，怕的是他们忽然抬起头来，看着我，认出我。然后说一句：“你来了。”
我叫小张，北京顺义人，八九年生，差一点就成了九零后。年轻时不懂事，在社会上混了几年，身上纹了不少乱七八糟的图案，走在街上像个二流子。后来想开了，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就洗了纹身，学了门手艺——开大卡车。学车那会儿晒得黝黑，可我心里高兴，觉得总算有正事干了。拿了驾照，进了一家挺大的物流公司，工资不低，日子过得也算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