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江门，斑斑的二叔叫林国栋，家里最小的儿子。可他不像别家的小儿子那样被宠着惯着，他从生下来就是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发烧，咳嗽，喘不上气，瘦得像根竹竿，胳膊细得能掐住，皮肤底下的血管一根一根凸出来，像地图上的河流。村里同龄的孩子满院子追狗撵鸡，他只能坐在门槛上看，脸色蜡黄，嘴唇发白，连喘气都费劲。奶奶带着他跑了无数次县医院，查血、拍片、打针、吃药，什么招都试过了，病却一天比一天重。有个大夫私底下跟奶奶说，这孩子怕是养不大，您得有个心理准备。奶奶当场就哭了，哭完了擦干眼泪，继续抱着他求医。
到了四岁那年，国栋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窝凹进去，颧骨凸出来，躺在床上的时候像个纸人，薄薄的，轻飘飘的，奶奶抱着他，觉得怀里没有重量。他夜里总是惊醒，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喊“不要过来”，问他要什么，他不说，只是哭。奶奶整夜整夜睡不着，抱着他，拍着他的背，拍着拍着自己也哭了。
村里的老人说，你们别光往医院跑了，这孩子不是病，是撞了东西了。奶奶不信这些，可实在没了办法，托人打听到邻村有个姓陈的神婆，据说很灵，连夜抱着国栋去了。那是个冬天的晚上，风很大，吹得路边的竹子弯了腰，奶奶把国栋裹在棉袄里，走得跌跌撞撞，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里晃来晃去，照出路面上坑坑洼洼的泥。
陈神婆五十来岁，瘦高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头发用一根银簪子别着，簪头雕着一朵梅花。她住在一间老屋里，屋里光线很暗，只点了一盏煤油灯，火苗在风里晃，把神婆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供桌上摆着几尊神像，看不清面目，香炉里的香灰积了厚厚一层，空气里全是檀香味，浓得发苦。
神婆看了一眼国栋，翻了翻他的眼皮，又掐了掐他的手指头，然后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奶奶抱着国栋站在堂屋里，大气不敢出，国栋缩在奶奶怀里，小手攥着奶奶的衣领，攥得死紧。神婆念了好一阵，声音忽高忽低，有时像在说话，有时像在唱歌，调子很怪，从来没有听过的调子。忽然她睁开眼，脸色变了，往后退了一步，脚后跟碰到供桌的腿，桌上的香炉晃了一下，香灰洒了出来。
“你家男人，以前是不是谈过一个姑娘？后来分了，那姑娘死了？”她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奶奶的耳朵里。那声音在寂静的老屋里来回撞，撞得窗户纸都在颤。
奶奶的腿软了。她扶着门框，指甲掐进木头里，掐出一道白印。嘴唇在哆嗦，下巴在抖，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是……他以前有个对象，家里不同意，后来那姑娘喝了农药……都二十年前的事了。”
陈神婆没有接话。她转过身，从供桌上取了三根香，点上，插在香炉里，对着烟雾看了很久。香烟笔直地升上去，到了半空忽然拐了个弯，朝门口飘去。神婆盯着那股烟，眉头越皱越紧。然后她慢慢蹲下来，伸手在国栋的额头上画了几下，嘴里又念了一通，念得更快了，像连珠炮一样。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灰布褂子上沾了一层白色的香灰，她拍了好几下才拍掉。
“那个女人跟着你儿子呢。就在他身边，身上发着蓝光，后背冒着一团红火。她不是要他的命，她是心里有怨。当年你男人不要她，她憋着一口气咽不下去，死了也不甘心。她不敢动你男人，就找你最小的儿子下手。小孩子阳气弱，最好欺负。”她的声音很低，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每个字都带着一股凉气，“你们家要是再晚半年找我，这孩子就保不住了。”
奶奶当场就给陈神婆跪下了，膝盖磕在青砖地上，“咚”的一声，声音很响。她抱着国栋跪在地上，哭着求她救救孩子。国栋被奶奶吓得也哭了，哭得浑身发抖，可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供桌后面的那个角落，盯着那里的一团黑暗，瞳孔里没有光。
陈神婆没有扶她，由着她跪着。她走到供桌前，从抽屉里翻出一叠黄纸和一支朱砂笔，弯着腰画了几道符。她的手腕悬空，笔尖在纸上走得又快又稳，红色的符咒在黄纸上像一条条扭动的蛇。她把符叠成三角形，塞进一个红色的小布袋里，系上红绳，挂在国栋的脖子上。红绳很长，垂到国栋的胸口，那个小布袋贴着他的皮肤，凉凉的。她又让奶奶回去以后，在国栋的枕头底下压一把剪刀，门框上挂一面圆镜，连挂七七四十九天。剪刀要开口的，镜子要铜的，旧的，不能是新的。最后她再三叮嘱：这孩子打今儿起，三年之内不能去水边，不能见丧事，不能走夜路。奶奶把每一条都记在心里，翻来覆去地背，怕忘了。
奶奶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一共二百三十六块，全是皱巴巴的毛票，有一毛的，有两毛的，有五块的，卷着边，散发着汗味和霉味。陈神婆收了，没有数，塞进供桌的抽屉里，“哗啦”一声，和别的钱混在一起。
小主，
回去以后，奶奶照陈神婆说的做了。剪刀是家里用了三十年的老剪刀，刀刃磨得锃亮，压在枕头底下硌得国栋后脑勺疼。铜镜是奶奶从柜底翻出来的，巴掌大，镜面发乌，照不清人影，用红绳系在门框上，垂下来的那头用火烧焦了。
头三天没什么变化，国栋还是咳嗽，还是喘，还是夜里惊醒。奶奶的心一天比一天凉。到了第五天，早晨，国栋忽然说要喝粥。奶奶正在灶台前发呆，听见这句话，手里的柴火掉在了地上，捡起来的时候手在抖。她赶紧煮了一碗白粥，米粒熬得烂烂的，端到床边。国栋自己坐了起来，端着碗，喝了半碗。喝完了，他舔了舔嘴唇，说“还要”。奶奶又去盛了半碗，他又喝了半碗。
第七天，他下床走了两步。扶着床沿，一步一步，从床头走到床尾，再从床尾走回床头。他的腿在抖，可他没有倒。
第十天，他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那天太阳很大，晒得地面发白，国栋蹲在龙眼树下，光着膀子，晒了半个多钟头的太阳。他的皮肤晒得发红，可他没喊热。他的眼睛看着地上的蚂蚁，黑黑的一串，搬着一粒米饭，往墙角的洞里走。他蹲在那里，看了很久，看入了神。
从那以后，国栋一天比一天壮实。先是脸色好了，蜡黄变成了粉白；然后体重上来了，胳膊腿粗了，小肚子圆了；到了年底，他跑起来鞋都追不上，在院子里疯跑，咯咯笑，笑声能传出去半条巷子。
奶奶后来跟斑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什么人听见。她坐在竹椅上，手里的蒲扇停了，眼睛看着窗外，目光很远，远到斑斑觉得她看的不是窗外那棵龙眼树，是别的地方，是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女人后来再也没来过了。陈神婆说，她是走了，还是被压住了，没人知道。你二叔命大，要不是神婆那几句话，他早就没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最后几乎听不见。
斑斑问奶奶：“您见过那个女人吗？”
奶奶摇摇头。她低下头，又拿起蒲扇，慢慢摇了起来。蒲扇的风吹着她花白的头发，吹着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吹着她领口那根磨得发亮的银链子。“没见过。可你爷爷见过。他说那几年，做梦老是梦见她，穿着一条蓝裙子，站在老屋门口的龙眼树下，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站着。你爷爷每次从梦里醒来，枕头都是湿的。后来你二叔好了，她就不来了。你爷爷也不做那个梦了。”
窗外的龙眼树沙沙地响，树影投在地上，像一个人的影子。影子很长，从树根一直伸到门槛前面。斑斑盯着那团树影看了很久，总觉得它在动。不是风吹的动，是自己在动，慢慢地，轻轻地，像是在靠近。她眨了眨眼，树影不动了。可她的后背一直在发凉，很久很久，散不掉。她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脖颈，凉的，像有一块冰贴在那里。她把手缩了回来，攥成拳头，攥了好久，掌心才暖了。
广东江门，斑斑的二叔叫林国栋，家里最小的儿子。可他不像别家的小儿子那样被宠着惯着，他从生下来就是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发烧，咳嗽，喘不上气，瘦得像根竹竿，胳膊细得能掐住，皮肤底下的血管一根一根凸出来，像地图上的河流。村里同龄的孩子满院子追狗撵鸡，他只能坐在门槛上看，脸色蜡黄，嘴唇发白，连喘气都费劲。奶奶带着他跑了无数次县医院，查血、拍片、打针、吃药，什么招都试过了，病却一天比一天重。有个大夫私底下跟奶奶说，这孩子怕是养不大，您得有个心理准备。奶奶当场就哭了，哭完了擦干眼泪，继续抱着他求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