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梁建国，在华北一家大型汽车发动机厂干了三十年。九三年秋天，厂里调来一个怪人，姓樊，四十多岁，头发长到肩膀，稀稀拉拉的胡子遮住了半边脸，穿着一身黑色灯笼裤和圆口布鞋，走起路来像一团在地上飘的影子。九十年代初期，国营工厂对员工形象是有要求的，可这个人从进厂那天起就没换过这身行头。车间主任找他谈话，他不吭声，低着头，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像一棵长在墙角的枯树。主任说了半天，他抬起眼皮看了一眼，转身走了。那一眼，主任说他后背凉了半截，像被什么东西从里头盯了一眼。
没人敢惹他。有人说他在别的厂犯了错误，有人说他有后台，还有人说他进过监狱。他被分配去烧锅炉——那活儿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干，他却干得心安理得。锅炉房在厂区最偏僻的东北角，紧挨着围墙，墙外是一片乱葬岗子，解放前埋过无数无名尸。白天还好，一到晚上，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呜呜的，像有人在哭。
锅炉房里只有他一个人，独来独往，不跟任何人说话。下班铃响了，工人们鱼贯而出，他却慢悠悠地走向锅炉房，从兜里掏出一瓶白酒，拧开盖子抿一口，然后往炉膛里铲一锹煤。火光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在火光里像是活了一样，变换着表情。可他从不笑。
我是第一个注意到他不对劲的人。我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车钳铣刨样样精通，眼睛也毒。那天下午，我去锅炉房后面的工具库借一把管钳，路过煤堆的时候，远远看见老樊跪在地上。他面前铺着一块红布，红布上摆着一个小木人儿。那木人儿巴掌大，涂着花花绿绿的彩漆，五官模糊，眉眼之间隐约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邪气。红布旁边放着几块饼干、一碟花生米，还有三根点燃的香烟，烟头的红光在风里一明一暗。老樊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额头磕在地上，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都很慢，很用力，额头沾了煤灰也不擦。他磕头的姿势不像拜佛，佛是跪在蒲团上，他是直直地跪在煤渣地上，膝盖压着碎煤块，身子挺得笔直，像一根被风吹弯的竹子。
我吓得猫下腰，从煤堆后面绕了过去。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跳，指甲抠进煤堆里，抠了一手黑。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那个花花绿绿的小木人儿和老樊跪在地上磕头的姿势。我在老城区住了大半辈子，胡同里的老人们从小就讲，这世上有些人会养小鬼，会请阴兵，会跟看不见的东西打交道。我一直不信，可老樊跪在煤堆前面磕头的样子，不像是演戏。那个小木人儿的眼睛，我总觉得在盯着我。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老樊。锅炉房的门平时关着，窗户上糊着报纸，从外面看不见里面。可锅炉房后面有一扇气窗，位置很高，踩着煤堆就能扒上去。我隔三差五就往那边溜达，像做贼一样，心跳得厉害，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第一次扒上气窗，我看见老樊一个人坐在凳子上，面前摆着一双筷子、两个酒杯，像是请人吃饭。他端着酒杯朝对面的空凳子举了一下，说：“兄弟，喝。”声音不大，低低沉沉的，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他仰头干了，又倒了一杯，又干了。他一边喝一边说话，断断续续的，像是在跟什么人聊天。我竖起耳朵听了半天，只听见几句：“活着也没意思……哪天想不开，我也找你去了……你那些事，该忘就忘了吧，毕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说着说着，他忽然笑起来，那笑声又干又涩，像生锈的铁门被风吹动，从门轴里挤出两声“嘎嘎”。我浑身的汗毛竖了起来，头皮发紧。他笑的时候，眼睛看着对面那张空凳子，目光里有温度，有感情，像是在看一个老朋友。可那张凳子上什么都没有。
我吓得从煤堆上滑下来，膝盖磕在地上，疼得我龇牙咧嘴。我蹲在墙根底下，心跳快得能听见回声。我忽然意识到，老樊对面的那张空凳子上，可能真的坐着一个人——一个看不见的人。他那些酒，不是一个人喝的。
我收了收心，告诉自己别再管闲事了。可人的好奇心像野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我后来又扒了几次气窗，每次都看见不同的东西。有时候他对着空气说话，有时候他在墙角摆弄一些瓶瓶罐罐，里面装着黑色和红色的粉末，他用手指蘸着在地上画圈。那些圈的形状很奇怪，不是圆，是螺旋，一圈一圈往外绕，像蜗牛的壳。画完了，他蹲在那里看很久，然后用手掌把它们抹掉，重新画。
我谁也没告诉，可事情终究还是传了出去。厂里有个年轻工人叫小周，嘴碎，心也浮。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也看见了老樊的古怪举动。他跟我不同，他管不住嘴，当天晚上就在厂门口的烧烤摊上把这事说了，一传十，十传百，不到一个礼拜，全厂都知道了——锅炉房那个怪老头儿，会养小鬼，会跟鬼说话，惹不得。
小主，
各种版本的传闻像野草一样疯长。有人说老樊年轻时候下乡插队，在村里拜了一个瞎眼老头做师傅，学了一身邪门歪道。有人说他回城后试图靠这个赚钱，被人举报，进了局子。还有人说他在上一家工厂就是因为装神弄鬼被赶出来的。没人去核实，也没人敢去核实。大家看老樊的眼神变了，以前是嫌弃，现在是畏惧。他走过走廊，两边的人会不自觉地让开；他在食堂吃饭，周围三张桌子没人坐。他像一块烧红的铁，谁也不敢靠近。
老樊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可他什么也没说。他还是每天独来独往，提着酒瓶进出锅炉房，火光映着他的脸，忽明忽暗。只是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走路的速度也更慢了，像一棵正在慢慢枯死的树。有一次我在厂区的小路上碰见他，两个人面对面走过，我低着头想绕开，他忽然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梁师傅，你那把管钳，用完了记得还。”声音很平，跟正常人一样，可他那双眼睛——我看见他瞳孔的颜色比正常人深，不是棕色，是黑色，黑得像墨汁，深不见底。我愣了一下，挤出个笑说“好的”，然后快步走开。走了十几步，我忍不住回头，他已经转过了弯，只看见一片黑色灯笼裤的衣角消失在墙角。
出事那天是个星期四。早晨我上班，看见厂门口停着两辆警车，蓝灯没开，静静地趴着，像两只蛰伏的兽。锅炉房门口拉起了警戒线，白底蓝字的塑料带子在晨风里哗哗响，几个穿白大褂的法医进进出出，脸上没什么表情。我挤进人群，踮起脚尖往里看——老樊躺在地上，穿着一身崭新的深蓝色中山装，领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也理过了，像是要去参加什么隆重的仪式。他的身边放着一个白瓷盆，盆里是一堆烧成灰的纸烬，灰是黑的，泛着油光，捻开来能看见未燃尽的纸边，上面有字，可已经看不清了。地上、墙上、窗户上、桌子上、椅子上，到处画满了暗红色的符号。那些符号歪歪扭扭，不是字，不是画，像一条条蜷缩的蛇，又像干涸的血迹顺着墙皮往下淌。门框上、窗沿上、桌腿上，甚至连老樊躺的那块地面的四周，都被红笔圈了一圈。整个锅炉房像被一张红色的网罩住了。
旁边有人小声议论：“他这是自己把自己封住了？还是怕什么东西进来？”没人回答。风吹过警戒线，哗啦哗啦响。
警察在老樊的办公桌抽屉里翻出了几本旧书，书皮是牛皮纸糊的，没有书名。翻开内页，里面全是手抄的符咒和阵法图，有的画着八卦，有的画着北斗七星，有的画着我叫不出名字的图案。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角卷起，像是被翻阅了几十年。其中一本书的扉页上，用毛笔写着一行小字：“师传弟子樊某某，一九六三年春。”墨迹已经褪成了灰蓝色，可每一笔都力透纸背。警察把那些书装进了证物袋，又把白瓷盆里的灰烬扫干净，装进塑料袋里封好。
我被叫到了保卫科。问话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刑警，姓王，方脸，浓眉，说话不急不慢，眼睛却像锥子一样盯着人。他问我认识老樊多久了，知不知道他平时跟什么人接触，最近有没有反常行为。我一开始只说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可王警官一再追问，反复提醒我“想起什么就说，不要隐瞒”。他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把我钉在椅子上。我终于撑不住了，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泛白。我把那天下午在煤堆后面看见老樊跪地磕头的事，扒着气窗偷看老樊对着空凳子喝酒说话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我越说声音越小，最后几乎是在自言自语。说到那个花花绿绿的小木人儿的时候，我的嗓子发干，咽了口唾沫，才发现手心里全是汗。
王警官听完，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几下，一下，两下，三下。那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响。然后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说了一句：“今天就到这里，想起什么随时联系我们。”他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补了一句：“这件事，不要跟厂里任何人说。”
我点点头。我不知道自己说的那些话对破案有什么帮助，也不知道老樊到底是怎么死的。法医的结论是“猝死”，可什么样的猝死会让一个人在死之前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穿上新衣服，烧掉几本书，还用红笔把整个房间画成一个笼子？那些红笔画的符号，是封住自己，还是封住别的东西？他跪在煤堆前面磕了那么多次头，到底在拜谁？那个看不见的人，最后来了没有？
老樊的遗体被拉走了，锅炉房被封了。厂里换了新的锅炉工，是个年轻小伙子，什么都不懂，也不在乎。新来的锅炉工把墙上的红笔痕迹用白灰刷了三遍，可一到阴雨天，白灰底下还是会渗出淡淡的红色，像是什么东西在里面慢慢洇开。有人说那是铁锈，有人说那是墙皮返潮，可我在厂里干了三十年，什么墙皮没见过？那不是铁锈，也不是返潮。那红色是活的，阴雨天颜色深，晴天颜色浅，像在呼吸。
我退休以后，偶尔还会想起老樊。想起他跪在煤堆前面磕头的样子，想起他对着空凳子举杯的样子，想起那些歪歪扭扭的红色符号。我翻遍了市里的旧书摊，想找一本跟他那些手抄本类似的书，可从来没有找到过。我问过厂里的老人，有没有人知道老樊之前是干什么的。没有人知道。他的档案上写得很简单，某年某月从某某厂调入，没有调动原因，没有原单位的评语，连家庭住址都是空白的。老樊就像一阵风，来过，刮走了，什么痕迹也没留下。只有那间锅炉房还在，墙上的红笔痕迹刷了一层又一层，可每到阴雨天，那些红色还是会慢慢渗出来，细细的，弯弯曲曲的，像一条条刚睡醒的蛇。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忽然想起老樊说的那句话：“毕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我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裹住肩膀。窗外起风了，呜呜的，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说的什么，听不清楚。我闭上眼睛，可总觉得有人在看我。不是从窗户外面，是从房间里面，从某个我看不见的角落里，有一双深不见底的黑色眼睛，正一动不动地盯着我。就像老樊盯着那张空凳子时的眼神——有温度，有感情，像是在看一个老朋友。可我明明不是他的老朋友。我和他，连话都没说过几句。
我叫梁建国，在华北一家大型汽车发动机厂干了三十年。九三年秋天，厂里调来一个怪人，姓樊，四十多岁，头发长到肩膀，稀稀拉拉的胡子遮住了半边脸，穿着一身黑色灯笼裤和圆口布鞋，走起路来像一团在地上飘的影子。九十年代初期，国营工厂对员工形象是有要求的，可这个人从进厂那天起就没换过这身行头。车间主任找他谈话，他不吭声，低着头，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像一棵长在墙角的枯树。主任说了半天，他抬起眼皮看了一眼，转身走了。那一眼，主任说他后背凉了半截，像被什么东西从里头盯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