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秋天，我拖着两个行李箱，从山西坐了十六个小时的火车，到了沈阳。出站的时候天刚蒙蒙亮，风刮在脸上像刀片，把我的嘴唇吹得裂开了好几道口子。工作找得还算顺利，可租房的事把我折腾得够呛。我白天上班，晚上刷网上的出租信息，周末跟着中介满城跑。看了七八套，不是太贵就是太破。直到那天，一个朋友推给我一个中介的电话，说这人手上可能有合适的。

中介姓刘，四十多岁，矮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夹克，说话油滑，一口一个“妹子你放心”。他带我看了铁西区一套房子。房子在六楼，新装修，墙面雪白，地板锃亮，窗户朝南，阳光涌进来照得整个客厅暖洋洋的。厨房装了抽油烟机，卫生间有热水器，卧室里还配了一张全新的实木床。我问多少钱，他说八百。

八百。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种地段、这种装修，在沈阳怎么也得一千五往上。我问为什么这么便宜，他支支吾吾地说房东要去外地发展，急着出租，限今天定下来。我将信将疑，可房子实在太合心意了——干净的墙面、明亮的阳台、还有那个可以放满绿萝的窗台，都是我梦想中的样子。我咬了咬牙，当场付了定金，签了半年合同。

搬进去的头几天，我挺满意。每天下班回到家，打开门，屋里安安静静的，阳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橘黄色的一小块，看着就暖和。我买了绿萝摆在窗台上，在床头贴了几张拍立得照片，还铺了一块毛茸茸的灰色地毯。我拍了张照发给我妈，我妈说：“不错，像个家了。”那几天我连做饭都多了兴致，炒鸡蛋、煮面条，吃完窝在沙发上刷剧，觉得生活总算在慢慢好起来。

可住了不到一礼拜，身体开始不对劲了。

我本来睡眠极好，脑袋一挨枕头就着，雷打不动。可在那房子里，每晚都做梦，乱七八糟的，有时是被人追，有时是从高处往下掉，有时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就是昏昏沉沉地睡一夜，醒来像被人打了一顿。枕头是湿的，手心全是汗，眼睛又酸又涩。白天上班，我坐在工位上，眼皮重得像吊了铅块，咖啡灌了两杯也不管用。同事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可能是换季。

更奇怪的是，我的脖子开始疼，不是落枕那种疼，是那种从皮肤底下往外拱的酸胀，像有什么东西在血管里爬。我以为是睡姿不对，换了个枕头，没用。

我开始隐隐觉得这房子里还有一个人。不是看见，不是听见，是感觉到。那种感觉像你在黑暗中闭着眼睛，可你知道对面的墙角蹲着一个人，你闻得到他的气味，听得见他若有若无的呼吸。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总觉得衣柜的方向有什么东西在看我，目光冷冷的，黏糊糊的，像一层湿布裹在我身上。我不敢睁眼，把被子拉到下巴，死死闭着。

我告诉自己，这是刚来沈阳不适应，过阵子就好了。

第十天晚上，我加班做PPT，忙到快凌晨一点。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橘黄的光照着键盘和我的手背。窗外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就在这时候，我听见隔壁传来奇怪的声音。那是男女之间的喘息声，又重又急，隔着一堵墙，清清楚楚地钻进我耳朵里。我愣了一下，脸一下子红了，赶紧把耳机戴上。可那个声音像是长了腿，还是往耳朵里钻。

没过多久，隔壁的画风就变了。先是拌嘴，声音越来越大，那个男人的嗓门粗得像劈柴，女人尖锐地回嘴，一字一句像钉子。然后是“咣当”一声，像碗摔在地上，瓷片迸溅的声音又脆又响。接着是男人的吼叫和女人的哭喊，歇斯底里的，像是要把对方撕碎了才罢休。那个女人的哭声又尖又细，在午夜听起来像指甲刮玻璃，一下一下挠得人头皮发麻。我缩在被子里，双手捂着耳朵，浑身发抖。那哭声持续了将近十分钟，才渐渐变成抽泣，最后彻底安静。

我以为这就完了。可从那以后，我发现整层楼都在吵架。不是偶尔，是每天晚上，家家户户。电梯间那边的夫妻，五十来岁，吵起来连孩子也跟着嚎。有一回我下楼扔垃圾，走到走廊尽头，听见那户人家传出砸桌子的声音，“咚”的一声闷响，像拳头砸在木板上。那个男人在吼：“你走，你走了就别回来！”女人在哭，孩子在喊“妈妈，妈妈”。我提着垃圾袋站在门口，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那户人家的门缝里透出一线冷白的光。我感觉那光像一只眼睛，正盯着我看。我拔腿就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后背紧紧靠着门板，心跳快得像擂鼓。

隔壁的小两口更邪门，白天恩恩爱爱，一到夜里就吵，吵完又和好，和好了又吵，反反复复，像一台出了故障的洗衣机。有时候我从猫眼里往外看，能看见楼道里空无一人，可邻居吵架的声音就从墙壁那边传过来，近得像在耳边。

我开始害怕回家了。每天下班，地铁到站，我磨磨蹭蹭不出站，在站台上坐着刷手机，等到天彻底黑了才往家走。进了楼，电梯门一开，那股阴冷的、混着84消毒液和灰尘的气味扑面而来，我的胃就开始翻搅。家里明明是新装修的，可那个气味像是什么东西在墙角烂了，怎么也散不掉。我买了香薰蜡烛，点了两支，那股味儿还在。

小主，

我给妈打电话，妈让我赶快搬。我说交了半年房租，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妈在电话那头叹气，说实在不行那钱不要了，人要紧。我嘴上答应着，心里还是舍不得那几千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