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能光靠放牧，要种草。”余庆指着后山那片荒地，“种黑麦草、苜蓿，营养价值高，产量大。种子我带来了，技术员过几天来教你们怎么种。”

马金花看着合同，又看看圈里的羊羔，眼圈红了：“余主任，您为我们想得太周到了……”

“是你们自己争气。”余庆说，“我只是搭个桥，路还要你们自己走。”

离开草场村时，夕阳正好。羊羔在圈里安静地吃草，几个孩子在草场上奔跑嬉戏。马金花站在羊圈边，目送余庆的车远去，然后转身，开始准备晚上的饲料。

她心里踏实了——有技术，有销路，只要把羊养好，日子就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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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牵挂的，还是核桃村的老钱。

这个曾经“没想法”的村支书，自从那次参观学习后，像变了个人。余庆再次到核桃村时，老钱正带着几个村民在后山核桃林里忙碌。

“余主任，您看！”老钱指着几棵刚嫁接过的核桃树，“我们请了林科院的专家，把老品种都嫁接了。这是‘清香’品种，壳薄，仁饱，香味浓。”

余庆仔细查看嫁接处。刀口平整，包扎严密，新芽已经冒出来了。

“嫁接了多少？”

“五十亩，八百棵。”老钱很自豪，“都是我们自己干的。专家教了两天，我们学了三天，现在都会了。”

他带着余庆往林子深处走。那里新搭了个简易工棚，里面摆着几台机器——一台脱皮机，一台烘干机，还有一台小型的榨油机。

“这是……”余庆有些惊讶。

“深加工的设备。”老钱眼睛发亮，“您不是说，光卖核桃不值钱，要深加工吗？我们村有个后生，在省城食品厂干过，懂这个。他说，核桃油现在卖得好，一斤能卖八十块。”

“设备哪来的？”

“买的二手货。”老钱说，“三台机器，一共两万二。村里集资了一万二，您给的一万启动资金，正好。”

余庆看着那些机器，又看看老钱兴奋的脸，心里很感慨。这就是内生动力——一旦点燃，就能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技术呢？食品安全呢？”

“都学！”老钱拿出一摞材料，“我们派人去省城学了半个月，怎么操作机器，怎么保证卫生，怎么检测质量。还办了食品生产许可证，虽然是小作坊式的，但手续齐全。”

他翻开一本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操作流程、卫生标准、检测指标。

“余主任，您看，这是我们的质量手册。”老钱说，“虽然简单，但我们是认真的。要做，就做好，不能砸了牌子。”

余庆很感动：“销路呢？”

“联系了几家超市，他们愿意要核桃油，但要先看样品。”老钱从工棚里拿出几个小瓶子，“这是我们试生产的，您尝尝。”

金黄色的核桃油，装在玻璃瓶里，清澈透亮。余庆打开一瓶，闻了闻，有淡淡的核桃香。他蘸了一点尝了尝，味道纯正。

“不错。”余庆点头，“我可以帮你们联系更大的销售渠道。但前提是，质量必须稳定，产量必须跟上。”

“您放心！”老钱拍着胸脯，“我们一定做好！”

从核桃林出来，老钱送余庆到村口。路边的野花开了，星星点点的。

“余主任，”老钱忽然说，“我以前总想，扶贫扶贫，就是政府给钱给物。现在明白了，真正的扶贫，是扶志，是扶智。政府给的是机会，路还得我们自己走。”

这话说得很透。余庆握住老钱的手：“钱支书，你们村有希望了。”

“是您给了我们希望。”老钱眼眶湿了，“不然，我们还像以前那样，混一天算一天。”

车开远了。余庆从后视镜里看到，老钱还站在村口，身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那个曾经低头说“听政府的”的老支书，如今挺直了腰杆，眼里有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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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旬，余庆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是藤编村的村长打来的。

“余主任，您快来看看！我们的样品……被退货了！”

余庆立即赶过去。藤编村的工作室设在村小学的旧教室里，几个妇女正围着一堆藤编篮子发愁。篮子是编好了，但样式老气，做工粗糙，有的还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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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回事？”

“省城的客户说……说太土了，卖不出去。”村长是个中年汉子，姓吴，急得满头汗，“我们按老师傅教的老样式编的，可人家不要……”

余庆拿起一个篮子看看。确实，样式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式，藤条处理也不够精细，有的毛刺没打磨干净。

“师傅呢？”

“在里屋生闷气呢。”吴村长压低声音，“说我们笨，学不会。工钱都不要了，要走。”

余庆走进里屋。藤编师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姓何，从邻县请来的，据说手艺是家传的。此刻正坐在椅子上，脸色铁青。

“何师傅，对不起，让您费心了。”

何师傅摆摆手：“不怪你们，怪我。我只会这些老样式，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了。”

“那……能不能学新样式？”

“我老了，学不会了。”何师傅叹气，“而且，新样式要设计，要创新，我哪有那本事？”

余庆沉默了。他走出里屋，看着那些编好的篮子，又看看围着的妇女们——她们大多四五十岁，手上长满老茧，眼神里满是期待和忐忑。

这些妇女，为了学手艺，每天走几里路来村里，家里的事都顾不上。现在手艺学了，东西却卖不出去，打击太大了。

“吴村长，村里有年轻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