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深思的是主观报告。mTBI-A描述自己的体验是：“整个过程都像在泥沼里开车，一直很费劲，方向盘很重。”而mTBI-B则说：“大部分时间还好，但突然有那么一下，好像屏幕闪了一下（实际没有），或者脑子‘断片’了零点几秒，船就撞上去了。”

这与风险值曲线形态惊人地吻合。

“我们的‘失稳风险指数’，似乎抓住了他们主观困扰的一些核心特征。”钟原的声音带着一丝克制的兴奋，“但这只是两个案例。我们需要更多数据，也需要验证这个指数是否与更传统的神经心理测验分数、或者日常功能自评量表相关。”

纪屿深手指交叠，目光从图表移到团队成员脸上。“结果初步支持了我们的核心假设：某些认知功能障碍的本质，可能在于动态协调能力的异常，表现为特定压力下认知状态空间稳定性的丧失或‘脆断’。‘失稳风险指数’提供了一个潜在的量化窗口。”

他顿了顿，部署下一阶段任务：“接下来四周，是集中验证期。第一，扩大健康受试者样本至三十人，建立更可靠的‘失稳风险’基线分布和个体差异范围。第二，再招募五到八名症状各异的mTBI患者，进行‘航道挑战’测试，并与详细的神经心理评估、日常功能访谈、以及如果可能，静息态fMRI数据关联分析，探索指数背后的神经机制。第三，”他看向安可儿和钟原，“启动‘实时反馈原型’开发。目标很简单：在实验过程中，当‘失稳风险指数’超过某个个体化阈值时，给出一个极其简单的反馈信号——比如，将屏幕背景色轻微调暗一度，或者播放一个极其短暂的、中性的提示音。我们需要验证，这种轻微的外部信号，是否能够帮助受试者（尤其是mTBI患者）及时意识到认知状态的波动，并主动调整策略，从而改善表现或减轻主观挫折感。”

实时反馈干预。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从纯粹的观测与评估，开始尝试向影响与调节迈出试探性的第一步。实验室里安静了一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一步所蕴含的分量与其背后的伦理考量。

“反馈必须极其微弱，非侵入性，且不能直接指导任务操作，以免变成新的认知负荷。”秦岚强调，“它应该更像一个‘元认知提醒’，唤醒受试者对自身状态的觉察。”

“阈值设定是关键。”钟原接道，“必须基于每个人在任务前半段的基线表现动态计算，避免一刀切。反馈频率也需要严格控制，过于频繁会引发习惯化或烦躁。”

安可儿记录着这些要求，心中快速思考着实施细节。她需要设计实验来检验不同反馈形式（视觉、听觉）的效果，需要制定严格的阈值计算和反馈触发逻辑，还需要准备详细的事后访谈提纲，了解受试者对反馈的感受和解读。

任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目标也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

散会后，安可儿没有立刻离开。她站在窗前，望着远处沉入暮色的山影。手中的笔记本，页边已写满潦草的批注，记载着这两个月来从数据迷雾中逐渐浮现的认知“应力图”。

起初，是个人化的反应模式（P-07的过度控制）；然后，是状态空间的结构特性（mTBI的解离）；现在，是动态稳定的量化指标与干预可能。每一步，都像在深海中放下更深的探测器，捕捉到更底层、更接近核心机制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