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谁写的，”摊主压低声音，“可说得实在。咱们种地的，最怕旱，最怕官府不管事。这上面说有人想烧书，为啥？怕咱们学会自己活命呗。”

林昭没接话，只点点头。

回到院里，苏晚晴正在整理收到的回信。第一封来了——是赵文远的。信里说，他已凑出五两银子，托人捎来，并写道：“昔年读君策论，便知非常人。今见焚书之举，益信君子所立，必触权贵之鳞。”

她念完，抬眼：“有人站出来了。”

“不止一个。”林昭说着，阿福从外头冲进来，手里挥着几张薄纸。

“少爷！《旬刊抄》登了文章！还有《州闻录》！都说这本书该印，说咱们讲的是实话！”

他把报纸摊开在桌上。其中一篇题为《焚书者惧何？》，写道：“书未成而火先至，岂不怪哉？若其言虚妄，何须焚之？若其术可行，则利在万民，安能禁之？”另一篇更直白：“耕者望雨，匠者望图，今有书载渠法稻技，乃民生之资，非文人清谈之具。”

林昭看完，轻轻叠好报纸，放进抽屉。

“接下来，得让书真正活过来。”

他叫上阿福，带上样书和主刻板，去了城西一家小印坊。坊主姓吴，五十多岁，手艺扎实，胆子不大，但听说是重印那本被烧的《强国策》，竟没推辞。

“我爹说过，”老吴摸着熏黑的刻板，“好东西烧不毁。顶多晚几天出来。”

林昭拱手：“劳烦老哥，这批书，务求工整。五百册，七日之内，能成否？”

“难，但能拼。”老吴咧嘴一笑，“你们在外头造势，我在里头赶工。谁要再放火，我就把刻板藏床底下印！”

两人定下工期，林昭预付了一两定银，其余待成书后结算。临走前，他特意叮嘱：“封面别印大字，就写‘山南野客集’，内页也不留作者名。书能传开就行。”

第四日起，三人分工明确。林昭每日去印坊盯进度，指导阿福修补模糊字口，采用双面晾干法减少纸破；苏晚晴负责联络几位匿名支持者，继续在市井张贴简告，收集民间反馈；阿福则白天监工，夜里守在印坊旁的小屋，防备再生变故。

第五日傍晚，林昭站在印坊门口，看着第一捆新书装订完成。纸页微黄，墨迹清晰，封皮朴素，没有任何花哨装饰。他翻开一页，找到“宽行密植法”那一节，指尖抚过字行，像走过一片刚翻过的田。

“成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