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柚溪之间那层薄冰，彻底变成了厚厚的冰墙。

我们不再有任何形式的交流，连眼神接触都刻意避免。家，成了一个精确划分了领地的合租公寓，弥漫着一种比争吵更令人窒息的寂静。

她彻底搬出了我的生活半径。早餐不再有，我的房间门口不再有换洗衣物篮，她甚至不再使用客厅和厨房的公共区域。

我偶尔深夜回家，能看到她紧闭的房门下透出的一线光亮，或者清晨出门时，听到她房间里传来隐约的音乐声——不再是柴可夫斯基的《悲怆》，而是某种轻快的、我从未听过的流行乐。她在践行她那晚的话：拥有自己的生活。

我开始频繁地梦见庄芳洁。

梦里的母亲总是沉默地坐在老家的院子里，手里剥着橘子，橘皮的辛辣香气弥漫在潮湿的空气里。

她从不说话，只是用那双疲惫而温柔的眼睛看着我，仿佛在问：“安安，你现在快乐吗？”每次从这样的梦里惊醒，胸口都像压着一块浸了水的棉花，沉甸甸地透不过气。母亲的沉默与付出，柚溪的激烈与占有，像两个极端，却都指向同一种令我无力承受的情感重量。我开始怀疑，是否我这个人，天生就与“正常的亲情”绝缘。

阿杰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我状态的低迷，但这次，连最没心没肺的阿杰也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再用插科打诨试图逗我开心。

一次酒后，他拍着我的肩膀，难得正经地说：“安哥，要不……去看看心理医生？或者，搬出来，彻底换个环境？你现在这样，我看着都难受。”

搬出来。

这个选项再次清晰地摆在面前。

是的，我可以搬走。租个房子，或者干脆申请调去父亲公司的外地分部。

物理上的远离，或许能切断这令人疲惫的纠葛。

但每当这个念头变得清晰，另一个画面就会不受控制地浮现：空无一人的老洋楼，柚溪独自坐在黑暗中，手里或许拿着刀，或许什么都没有，只是静静地坐着，像一尊逐渐失去温度的瓷偶。然后，心底那丝该死的、混合着责任感和某种扭曲牵挂的东西，就会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将我钉在原地。

我意识到，柚溪成功了。

即使用这种近乎自毁的疏离方式，她依然在我心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她的“病娇”，早已不是简单的行为，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情感病毒，让我在厌恶其症状的同时，又对“宿主”产生了难以割舍的复杂情愫。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

天津的冬天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滴着浑浊的水滴，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土腥味。

我因为一份加急文件需要父亲签名，不得不提前回家——通常这个时间，柚溪要么在美术馆兼职，要么在外面。

用钥匙打开门，屋里一片寂静。

我径直走向父亲的书房，却在经过客厅时，猛地顿住了脚步。

柚溪在家。她侧对着我，坐在客厅靠窗的摇椅上——那是我母亲庄芳洁生前最喜欢坐的位置。

她穿着一条简单的米白色长裙，赤脚蜷在椅子上，怀里抱着一个深棕色的、皮质有些磨损的旧相册。

午后的阳光透过开始融雪的玻璃窗，斑驳地洒在她身上和相册上。她没有化妆，脸色是一种近乎透明的苍白，长长的睫毛垂下，目光专注地落在相册的某一页。

她在看庄芳洁的相册。那本相册，记录着我从婴儿到少年时期，和母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父亲再婚后，我就把它收进了书房最底层的抽屉里，从未拿出来过。她是怎么找到的？她为什么要看？

一股混合着被侵犯隐私的愤怒和更深层不安的情绪瞬间攫住了我。

我几步冲过去，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变调：“谁让你动这个的？！”

柚溪似乎被我的突然出现和厉声质问吓了一跳，身体几不可查地颤了一下。

但她没有立刻合上相册，也没有惊慌失措地道歉。

她缓缓抬起头，看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