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市国资委和财政局，应该保留有当时改制的批复文件、资产处置记录和资金交割凭证吧？”林东航转向另外两位负责人。

市国资委主任是个面色红润、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他搓了搓手，笑道：

“林主任，改制那是老黄历了，当时我还没到国资委呢。您要的那些具体文件，肯定是有，但也都归档了，要找出来也得费点功夫。而且，有些资金往来凭证，可能已经过了保管期限，按规定可以销毁了，不知道还有没有留存。”

财政局副局长则更干脆：“林主任，我们局主要负责资金监管和拨付。当年煤矿改制的具体交易和资金交割，主要是企业和受让方之间，以及市国资部门操作，我们这边主要是根据市里的批复文件办理相关手续，具体的凭证……恐怕也不全了。”

皮球被踢来踢去。

档案局说要时间审批，国资委推说文件难找，财政局声称凭证不全。

每个人都态度诚恳，理由充分，但核心诉求——立即、完整地调阅关键原始档案——却被无形地消解、延迟、乃至暗示“可能不存在”。

林东航心中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继续提出第二个要求：“档案查找需要时间，我们可以理解。

那么，当年具体经办这几家煤矿改制评估、审计、交易工作的同志，有些可能还在岗位上，或者已经退休但还在平城。我们希望能与这些同志进行一次非正式的座谈，了解一些当时的细节和背景情况，作为档案的补充。”

这下，会议室里的气氛似乎凝滞了一瞬。几位局领导交换了一下微妙的眼神。

市审计局局长（一位看起来比张维民年轻些、但神色更谨慎的干部）清了清嗓子，说道：

“林主任，这个恐怕也不太方便。当年参与工作的老同志，有些确实退休了，身体也不太好，不太适合接受访谈。

还在岗位上的同志，工作都很忙，而且……时间过去这么久，很多细节他们也未必记得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