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连指导员到警备区教导队参加培训，李主任征求我的意见，让我到老连队代理指导员，为我提职创造机会，我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我回到老连队，就像回到了老家小西山。以前我无论如何想不到，有朝一日成为连队主官，尽管是临时代理。我把自己当成老指导员“小金嘴”，团结连党支部一班人，把连队的军政训练搞得风生水起。一个季度，在连队党支部建设、理论考核、施工训练、文化学习、两用人才、歌咏比赛、拥政爱民等获得团两项第一，营三项第一。
就在我准备再创新的业绩之时，指导员培训结束。部队实行干部年轻化，我仍没下指导员命令。李主任说：“你要端正思想放下包袱，我会继续为你创造机会。”没有部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诚恳表示：“我只有多做工作，才能感恩回报部队。”我交接完工作，仍回政治处当书记，一心一意做好份内、外工作。
一夜绵绵小雨，白天仍小雨绵绵。天空和大地是两个久别重逢的情人，缠缠绵绵地没完没了，用皮肤就能感觉出潮湿，连偶尔露出的阳光都是潮湿的。你随便看一样东西，心里都湿漉漉的。阳光普照的日子，似乎成了遥远的记忆。
大陆上的海底电缆铺设到海岛，部队彻底告别了“营房电”、蜡烛。整座海岛灯火辉煌，如同夜里升起了太阳。以前每到晚上九点钟营房停电，机关小楼内，如同举办烛光晚会。每个窗口都呈现出影影绰绰的烛光，在海岛上灯火辉煌。
许多人产生了错觉，以为没到熄灯时间，不知不觉到了拂晓。
那天，我和伍干事唠到凌晨两点钟。他一边打哈欠一边说：“我的语言枯竭了，写东西一点话都没有。”我说：“你美好的语言都用去赞美妻子了。”
他装作不愿听的样子，实际上心里极其受用。
雾终于散了，大家赶紧洗衣服、晾晒被褥，把与干燥有关的事情做完。建军节拂晓，机关干部紧急集合，整队出了大操场，沿着山路前进。我写小说一夜没睡，模模糊糊一边走，一边琢磨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突然，眼前对面不见人，就像走进了山洞。突然，眼前亮了，又像走出了山洞，队伍从一团浓雾中穿越。“二战”时期的一队德军，也是走进神秘的大雾之中不见了踪影。路过一座果园，王建国刚伸手，被我一把将手抓住。果树下，一个老太婆早已经严阵以待。
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弗雷德利克和他的女朋友戴洛立叶，一生虚度，在事业和爱情上均无所作为。回宿舍我刚躺下又赶紧起来，打开电灯写作。我在爱情上一无所获，事业上要有成果。屋里潮湿得像水牢，楼上楼下天壤之别。娄助理家属来队，我把楼上宿舍让给他。他家属休完假，他只字不提搬下来，我也没搬上去。每当家里不来信，我去信不回，肯定有事瞒着我，干着急没办法。
惠达在大连训练民兵，来电话给我介绍对象。他说：“刘小姐有些动心。”我说：“千万别心动过速。”杜副主任在大连开会，也来电话，说：“我家属给你介绍对象，你下岛的时候见见面。”我一一谢绝，坚信梦中佳丽离我越来越近。
父亲终于给来信，说弟弟到大连当民工。凭我的直觉，弟弟肯定出了大事。我整天提心吊胆，似在等待噩耗，又没有机会回去，仍给弟弟写信：
出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原来这么大。在家里容易成为井底之蛙、自暴自弃自卑。要在大环境中消灭自己，在小环境中发挥自己。要正确认识自己，找准在生活中的位置。唯一选择仍是进取，记住奶奶的话：自己精神自己长……
我把弗雷德利克当成前车之鉴，坚决不做“董雷德利克”。寂寞艰苦闭塞煎熬，能把人变成草包，也能变成金刚钻儿。天气是《沙家浜》中的刁德一，一会儿布满乌云，一会儿露出一隅蓝天。小时候每到清明开后门，天气变暖，爷爷说：“穷人的日子好过了。”晚上可以开窗户睡觉，表明岛上的日子也好过了。
晚上，伍干事和我谈论怎样写小说、谈恋爱、接人待物。他是我的《辞海》和《百科全书》，每一项词条都是关于我的注释。他说腰疼，我说：“你见首长太多，点头哈腰累成了腰肌劳损。”我修改短篇小说《军人形象》，寄到编辑部。
太阳出来时乌云一片，太阳落下时万里无云。我要做一轮冲破乌云的朝阳，高高升起在湛蓝的天空。我给《解放军文艺》寄去六篇小说，都没被退稿，能中一篇就是胜利。我从未梦见过那位“梦中佳丽”，却经常梦见小说发表。
吕参谋家属随军，不知道什么叫“花露水”。家属房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丈夫。只要和丈夫在一起，她就感到无比满足。吕参谋父亲来部队，大家都说老吕比他父亲还老相，父子俩像哥俩。老吕喝醉，搂着父亲的肩膀说：“这不是我的老哥吗？”光连长家属随军没几天，两个人开始没完没了地吵架。光连长脾气暴躁，夫妻吵架好动手，家属鼻青脸肿不好意思见人。有一回，家属拿着一缕头发到政委家告状，准备离婚又不离了。她说：“天天挨打，也比守活寡强，一个人的日子太难熬了。”光连长向家属陪礼道歉，称她是“一个被窝里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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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干事过生日，我买了两瓶啤酒，在海边礁石上烧烤螃蟹，为他庆寿。李玉余正在海里碰海参，我俩恶作剧拿走他放在海滩上的衣物。他赤条条地上岸，拼命追赶，我俩把衣物放在山坡上，逃之夭夭。王建国爱人来队，我抱着他的小儿子去商店，体验做父亲的责任。海岛上买不着啤酒，军人服务社来了啤酒，每户只供应五瓶。大嫂们愿意和光棍搭讪，我买回一箱，成为“光棍楼”里的能人。
许多人说：“年龄不小了，抓紧吧！”他们不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早日发表小说，才是“抓紧”。“金厅长”任后勤管理员，家属来队，中午到他家喝酒。
看了曹禺的《雷雨》，人性的压抑让人窒息。六篇小说全被退回，我一阵晕眩如同贫血。我往外寄稿子，像割开血管放血，编辑的退稿信，是一贴贴廉价创可贴。大概怕我“失血”太多，编辑附了一张“函授报名表”。我以为奇耻大辱，把“表”撕的粉碎扔到窗外。纸屑是有灵魂的，风一刮，围着杨树旋转。
蝉鸣消失，意味着冬天并不遥远，更让我有了紧迫感。团里纪念部队上岛三十周年，我到大连印背心，给老干部买纪念品。大舅给我来电话，他和大舅妈到大连付家庄疗养，让我带他回小西山。我从未和大舅谋面，妈妈也和他三十多年没见了。大舅叫“季铁嘴子”，一个稚嫩少年，劝退了准备屠城的苏军炮团。
他参军后任“四野”某团政委，大舅妈是军医。大舅能说会说，话多有失招祸，被审查被降职被开除军籍被关押。大舅妈也受了牵连，在农场陪大舅劳改二十年。大舅平反后恢复了县团级，任查哈阳水库主任，坐吉普车回林甸老家光宗耀祖。他半年后离休，和大舅妈随省老干部疗养团，到大连付家庄疗养。
这几年看对象，我走遍了大连的大街小巷，早已经轻车熟路。到大连之后，我给画家梁文敏送请帖，拿画，他给我画了幅竹子。我马不停蹄地坐电车到世纪街，报社刚上班，向有关编辑送了请帖。返回时我到印刷厂印稿纸，又到工艺品厂，制作部队上岛三十周年纪念品。我雇车将奖品运到码头，装上去广鹿的登陆艇，打电话派人接船。我住在“要后招待所”大房间里，由一座舞台隔成的若干个小房间。我中午吃完饭，刚想休息片刻，住进一群男女老少，仿佛刚从月球上下来，浑身沾满月尘，在水龙头下吵吵闹闹地冲洗，到我的房间里倒开水。
已经免职的寇协理员遇到我，非让我找人帮他把“初中”文凭改为“高中”文凭，说这样就能转业进大连。除非他这个高中文凭，能像一尾精子偶然穿透卵子，否则希望渺茫。我到警备区找人，为他改了文凭，他果真进了大连。
走了一下午，事还没办完。晚上想去见大舅，杜副主任在留言板上留言，让我晚上到他家吃饭。在杜副主任家刚吃完饭，大嫂介绍的姑娘来了。她浑身波澜起伏，一步多颤。她戴着深度眼镜，仿佛不但有青春还有青春方面的知识。
大嫂在另一间屋子里，以各种手势和表情提示我如何说话，像指挥聋哑人表演。我的脚被新皮鞋磨出大泡。小西山有句俗话：脚上的泡是自己碾的。
大连的秋天也是秋天，树叶落了一层。紧迫感就像吸血蚂蝗，紧紧地吸附在心头上。我下午把所有事情办完，坐车匆匆来到岭前农场招待所。
一个没了牙齿、脸上沟壑纵横的老人坐在门口，像极了妈妈。我一眼认定这是大舅，上前敬礼，喊了一声：“大舅您好！”大舅愣愣的，仍不忘核对：“你是董太锋吗？”我说：“大舅，我是您的外甥董太锋。”大舅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进了房间，大舅喊了一声什么“青”：“大外甥来啦！”
家里像框中有张照片：一身戎装的大舅和大舅妈，一个英俊一个俊美。眼前的大舅，说话含混不清含不住口水。大舅妈又高又瘦，头发花白，表情木讷、呆滞。我介绍了家里和妈妈的情况，晚上请他们到“桃源饭店”吃饭。
面对一桌丰盛的酒菜，大舅妈悄悄对大舅说：“他家那么穷，哪来的钱。”
我掏出厚厚一叠三百元钱，全是十元钱面额，抽出两张给大舅妈。大舅妈木讷地接过去，连句“谢谢”都没说。大舅很有酒量，一边高兴一边喝酒作诗：
秋风落叶喜相逢，
甥舅桃源诉衷情。
把酒言欢真高兴，
更盼明天新里程。
第二天下午，我们回到小西山。妈妈迎出来，抱着大舅的胳膊就哭。他们兄妹根本没想到，能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妈妈做了十个菜，晚上把老叔和太有大哥请来吃饭。酒桌上，大舅又能喝酒又能说，让别人没有插嘴机会。
太有大哥佩服得五体投地，感慨地和妈妈说：“姥娘家那头有能人哪！”
我每次回家都有事，实际上无时无刻不有事。大队优待军属二十斤苞米面，老叔家没有，埋怨父亲，找爷爷奶奶告状。爷爷和奶奶马上帮腔骂父亲。父亲刚要下跪，被我扶起来。我把苞米面送到老叔家，为父亲解了围。爷爷天天骂父亲，不是这个活干的不对，就是那个活干错了。父亲根本没做错什么，爷爷只拿儿子耍威风，欺负人。阶级压迫可以反抗、消灭，父亲压迫儿子，只能逆来顺受。很难想像，父亲如何忍受了一辈子。幸亏我走出了小西山，否则父亲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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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爷爷那里得知，弟弟在大连干活时发生事故，还在住院。我的家人不堪一击，难道像电影《铁面人》那样，用铁护具包裹起来？第二天回大连，我把大舅和大舅妈送到付家庄疗养院。我买了麦乳精等，到第五人民医院看望弟弟。
护士说弟弟已经出院，回工地疗养。我寻到太原街，工地上一座破破烂烂的工棚，就是弟弟的“疗养院”。满地是水，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人，正在修理四处喷水的自来水管。破木板钉的大通铺上，被褥胡乱卷成一团一堆。
一恍惚，我仿佛回到十年前，来到搞副业住过的的工棚里。
水越喷越凶，大通铺的被褥上面全是水。我急忙关闭自来水水管开关，水停了。那人一回头，原来是弟弟。水龙头没有毛病，弟弟把开关方向拧反。
在黑暗的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小猫一样的男孩。他刚刚来到工地，十七岁，来自新金县，明天上工。弟弟喉咙上的伤口已经愈合，喉结偏移，吞咽受阻。建筑公司的赵科长和工地上的高师傅闻讯，前来向我介绍事故发生经过。
那天，弟弟推砖，从四楼撬板上摔下来，手推车一只把手从脖子上插进喉咙。他被及时送到附近医院，因为伤势严重，医院拒绝抢救。在施工方的坚持下，
几家医院的外科主任紧急会诊，最后，由一位资深外科手术专家主刀。
没有家属在场，喉咙往外涌血沫子的弟弟，自己签字。万幸手术成功，弟弟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回来。弟弟来工地第一天挖沟塌方，两个人被石头砸死，他侥幸生还。人死了工地负责处理后事，伤了负责治疗，残废了送回家里，没有任何补偿。民工的生命既不能用精神衡量，也不用物质计算，更不会用道义品评，只有自己珍惜自己，正如奶奶所说，“自己的精神自己长。”要不是施工方坚持抢救，弟弟早已经魂归小西山了。赵科长和高师傅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只有感谢，因为你们始终没有放弃，才让我弟弟获救。”他们和我紧紧地握手。
弟弟的衣服褴褛出不了门，吃饼子喝白菜汤疗养。我给他买了套衣服，到渤海饭店吃饭，竟没钱支付啤酒杯押金，到附近部队招待所找熟人借了三十元钱。我和弟弟围绕二一零医院大墙走了一圈，介绍我在这里的经历。我让他立刻回家，他说：“我到月底才能结帐，铺盖还没拿。”我说：“那几个钱买不回一条命，能把命拿回家就谢天谢地。”我终于理解了父母，为什么不像要求我那样要求弟弟妹妹们。我无数次遇险，从来不后怕。弟弟死而复生，我经常在恶梦中惊醒。
关副政委被免职，和我坐一趟船回岛，没人帮他拿东西。此时此刻，我全记得他对我的好处。他第一个发现了我的才华，让仇干事上岛帮我修改诗朗诵，准备发到《解放军文艺》，从而激发了我搞文学创作的信心和勇气。他在海岛坚守三十年，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海岛”。我把所有东西背在自己身上，他笑着叫我一声“小董”，我激动的热泪盈眶。我不断调整做人的标准，终生以德报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