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蛇咬，权当被蚊子叮了，也没觉得怎么疼。蛇凉森森肉乎乎滑溜溜，像小孩的皮肤，摸在手里还挺好受。我在南洪子石板下摸胖头鱼，也摸过蛇一样的鳝鱼。鳝鱼又黏又滑，在手里握的越紧、滑的越快，眼睁睁看着在手里滑脱。

蛇身上有鳞片，比鳝鱼好对付多了，缠在脚脖子上和手脖子上，权当绑了截绳子。蛇从身上来回爬，权当小猫来回蹭。蛇钻进裤筒子里，钻来钻去不住地吐蛇信子，出其不意咬一口。我干脆把衣裳脱光，蛇没地方钻也不钻了。

我躺在草丛中，解下缠在手脖子上的一条蛇，捏住蛇头攥住蛇身，一口咬断蛇颈用嘴含住。腥刺刺凉森森的蛇血一滴都没糟蹋，全被我吞进肚子里。

开始，蛇拼命扭动挣扎，血被我吸干，成了一条僵蛇。光是缠在我胳膊和腿上的蛇，就不止七条。我喝足了七条蛇血，浑身冰凉逐渐燥热。我割了山草，摸索着扔到悬崖下面，估计能挑一担，拿了衣裳和镰刀，摸索着下了蛇盘地。

小主，

我凭太阳的热度和仰角判断时间，不到上午十点钟。我收了山草，捆了两大捆，挑出石门沟，放在海滩上。大概瞎子的记忆都不好，我突然想起来，扁担还拉在蛇盘地上。我又爬上蛇盘地，摸到一根胳膊粗细、肉乎乎的东西。我从头捋到尾，原来是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这哪是蛇？应该是一条蟒！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任大蟒从我身上慢慢滑过去。我摸到扁担，下了蛇盘地出了石门沟，走进西大流。我浑身蛇伤，被海水一杀钻心地疼痛，肿起一块一块。

蛇吐的粘涎子粘了我一身，用海水洗不干净，再用沙子搓洗。

我一连吃了六天柳树叶子，爬了六天蛇盘地，生喝了六七四十二条蛇血。

第七天大雨倾盆，我来到西沙岗子，和着雨水吃了一肚子柳树叶子。

我涉过一人多深的大水湾，越过几条激流，努力不被冲走。我跌跌撞撞地摸到石门沟上面，下面的山洪“轰隆隆”响，脚下地面微微发颤。天下雨蛇进洞，我特意带了把铁锨。我用铁锨支撑着身体，千辛万苦爬上蛇盘地。

我挖了一座大坑，不慎掉进去，也掉进软乎乎的蛇堆之中。我喝足了七七四十九条蛇血，躺在蛇坑里不想出去，疲惫地睡过去。坡上的水流下来，坑里集满了水，我被呛醒也清醒了。蛇盘地上都是无毒蛇，不知道有没有疗效。

我要是喝了毒蛇之血，早被毒死，治疗不治疗没有任何意义。

我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不管什么结果，都由老天爷说了算。

我右眼眶子开始蜕皮，一连蜕了十几层，眼前终于有了光亮。年底，我的眼睛逐渐恢复了视力。我一直不敢照镜子，不敢用手摸，以为右眼睛一定瘪瘪的，是个黑洞洞的窟窿。我终于敢照镜子，蜕过皮的眼眶子呈粉红色。

我的右眼珠子好好的，瞳孔扩大一倍，眼前有几个黑点子飞来飞去，可能是“飞蚊症”。管他是什么症，保住了眼睛谢天谢地。我触摸到痛点确定，扁担头崩在眼眶上。要是崩了眼珠子，铁眼珠子也得被崩扁，钢眼珠子也得被崩飞，龙眼珠子也得被崩冒，人眼珠子更不用说了。不管怎么说，我又逃过一劫，还能做我想做的一切事情。蛇血和柳树叶子起到什么作用，我不得而知。

在我最绝望的时刻，它们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我问郝文章：“大西山谁懂得治眼睛的偏方？”他说：“可能是三梨干子，也可能是董太万，还可能是刘希和。”有一天我问放牛的三梨干子，他说：“我可没有这两下子。”我又问过董太万和刘希和，他们都说不是自己。

那个恩人，大概除了神仙就是我自己，再是绝望中产生的幻觉。

人生在世确实不容易，尽管我才十五岁，已经有了深刻体会。尤其像我这样的人，人生道路注定充满坎坷。反正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没有翻过不去的山。

“六一”刚过，妈妈正在地上做晚饭，三舅来电报：母病故速归。

爷爷奶奶早和妈妈说好，姥爷和姥姥不管谁去世，妈妈只能回去一次。妈妈无法选择，赶紧把炼到外面的火填进灶坑。她装作跑进里屋拿一件要紧东西，脸对着囤子空痛哭，还不敢出声。片刻，她擦干眼泪拿了件东西跑出去，接着做饭。她腾出工夫又跑到里屋，对着囤子空无声地痛哭，再拿了件东西跑出去。

条桌、锅台、地上、后门口，摆满了破破烂烂、无关紧要的东西。这顿晚饭，是妈妈用眼泪做成的，应该叫“哭饭”。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陪伴妈妈，仿佛哭的一塌糊涂。妈妈无法选择必须选择，一狠心舍弃姥姥，等姥爷去世再回去。

第二天一早，三舅又来电报，姥爷也病故了，让她速归。只差几个小时，姥姥和姥爷相继去世。也许他们约定好，为了见女儿一面共赴黄泉。

妈妈以死抗争，不让走就一头撞死，奶奶只得答应。父亲到二爷家借了八十元钱，妈妈穿了姐姐一套草绿色衣服，带了点花生苹果，还有六岁的弟弟。

我用自行车把妈妈和弟弟送到永宁东大道，坐公共汽车去许家屯车站。

妈妈坐火车一到泰康，顿时惊呆了！舅舅姨姨和亲戚们，足有上百人接站。更让她不敢相信的是，姥爷和姥姥没死，也在人群中间！听说女儿不能回来，弥留之际的姥姥硬撑着活下来。老舅只得给妈妈又拍了封假电报，谎称姥爷也病故了。姥爷和姥姥不给女儿找麻烦，只活了一个星期，双双离开了人世。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妈妈为姥姥、姥爷送终之后，一住四个月。

奶奶三天两头让我写信往回催，我把“菜园没人照顾”写成“果园没人照顾”，有夸大其词之嫌，几个舅舅嗤之以鼻。舅舅和姨姨们也不回信，坚决不让妈妈回去。要不是牵挂家里几个孩子，妈妈真不回来了。这四个多月，奶奶每天为我们做三顿饭。每天晚上，父亲坐在油灯下戴着老花镜，为我们补衣裳、钉鞋，一直到三更半夜。那一年秋天，妈妈从林甸回来，我和父亲到永宁接站。

小主，

妈妈养的白胖，根本不像个病人。弟弟长高了一个头，我都认不出来了。过永宁西大河时，我要背妈妈和弟弟过河。妈妈大概忘记我在身边，和父亲撒娇：“人家让你背。”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转过头去。妈妈带回一大包亲戚们捐助的旧衣裳旧鞋。全家老少喜气洋洋焕然一新，比过年穿了新衣服都高兴。

那是个初冬的下午，天很冷，天气预报明天早上有霜冻。

父亲的的两位老部下在执行公务途中，顺便来小西山看望他。他们相互敬礼、拥抱、流泪。我从沙岗后搂草回来，姐姐到园子里拔萝卜回来，见证了这一切。父亲对两个部下说：“我现在行了，儿子能搂草了，闺女能干活了。”

我听出父亲话中的无奈和苦涩，心里很难受。

这些年，父亲衰老的很快，身体大不如前。谁家办红白喜事去赶礼，父亲喝点酒就烂醉如泥，胡说八道，成为大伙儿的耍物和笑料。那天晚上，妈妈杀了一只下蛋鸡，三个人喝了两瓶老白干。父亲威严地坐在正位，两个部下恭恭敬敬给他倒酒。父亲喝了一斤酒，没有半点醉意。他不但不像“小炉匠”，像极了杨子荣。我彻底相信，他确实是威震敌胆的特种兵、侦察员、董司令、老革命。

父亲郑重地对两位部下说：“这些年，我以为能恢复档案，承认我的革命经历。现在年龄大了，我也死心了。我还有块心病，你们帮我除掉吧。”

父亲从贴身口袋往外掏，我以为是这些年的党费，谁知他竟掏出一把乌黑闪亮的手枪！他从墙上撕下张日历，用油笔写了几行字，交给两个部下。高个子部下接过手枪，用手掂了掂，拉开套筒看了一眼，把枪还给父亲。

他说：“司令员，我们到复县办案，顺便来看看你，枪和我们无关。”

父亲说：“我上半辈子离不开枪，一是工作需二是喜欢，带在身上是福。我早已经没有资格带枪了，带在身上是祸，再不交就违法了，早该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