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把全部希都寄托在姐姐身上，不指望我学习什么知识将来能做什么，不掉海里淹死不给他找麻烦就行。姐姐年年被学校评为“五好学生”，当大队长戴“四道杠”。全学校所有出头露面的好事，全让姐姐一个人包了。
姐姐是父亲的希望和骄傲，什么活不让她干，有充足的时间复习功课。
刚上学的时候，我们没有书包，姐姐用一条毛巾包着我俩的书。没几天，家里只给给姐姐买了新书包。我的书和本子有时候装在姐姐的书包里，有时候自己拿着。家里给姐姐买了一件漂亮的塑料雨衣，下雨时，我披一条麻袋遮雨。
一次下暴雨，老李大河暴涨，用两根木头做成的小桥被水冲走。小账姐姐背着我过河，脚下被石头一绊，我俩倒在激流中。旁边的陈大友子一把将我俩抓住，拖到岸上。否则，我俩将被洪水冲到西海，几天之后，尸体在北海大流上岸。
我手里的书和本子被水冲走，赤手空拳上学，语文、算术都不及格。
奶奶以为学习就是算小账，每天无数遍地教我：“十个一就是十个，十个十就是一百。”我越听越糊涂，反而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还是等于几。
我和姐姐到山上挖菜，陈洪河在放牲口，给我俩出了道算术题：“你们俩算一算：仨加仨俩加俩，七十二加十八，等于多少？”姐姐很快算出来：“等于一百。”陈洪河说：“大闺女学习好，小小子不行，将来非钻牛腚不可。”
小西山的孩子有病，偏方就是硬抗，抗过去算命大，抗不过去爹妈再养。
谁家的猪有病不吃食，这可是大事，赶紧去盐场，找兽医李大先生打针灌药。大伙儿称学校老师是先生，因为会教学生。大伙儿称大夫为“先生”，因为会给病人治病。我不明白，李大先生是兽医，专门给猪和牲口治病，为什么也叫先生。一年级的算草本粉色本皮上，除了“算草本”三个字，还印着一只装着针头的大针管子。我以为学生有病，老师也和李大先生一样打针。全校学生打破伤风疫苗，不是老师也不是李大先生，是公社医院派来的大夫，我放心了。
那一回，我感冒发烧说胡话，几顿没吃饭。我让妈妈给我熬碗小米粥，放十几粒小米就行。妈妈怕奶奶骂，和老婶到海边薅“驴耳豆”，回来烀猪食。
“驴耳豆”里面混进“狼毒”，猪吃了中毒，躺在窝里口吐白沫。爷爷赶紧到盐场找兽医李大先生，来给猪打针。不一会儿，爷爷和背着大药箱的李大先生，从街上风风火火地进了院子。我以为给我打针，吓的爬起来，“哇”地一声往后园跑。奶奶喊我：“是给猪打针！”我迟疑着进来，站在窗台上面观望。
李大先生把大药箱放在猪圈墙上，取出一具镶着铁框的大针管子，像四爷给大车打气的气管子。他从一只木盒里取出一根锥梃子粗细的针头，装在大针管子上。他将针头连续刺进几只瓶子里，抽足了大半管子药水。他针头朝上挤出些许药水排除空气，针头朝上沉甸甸地举在手里，翻过墙头跳进猪圈。猪也知道害怕，猛地站起来，警觉地看着兽医，做出预备跑的姿势。“六一”运动会上运动员预备起跑，就是这种姿势。我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为圈里的猪捏了把汗。
李大先生笑容可掬地和猪对峙，出其不意将针头刺进猪脖子里。药水进入体内猪才觉出疼，“嗷”地一声嚎叫，窜进粪水里。李大先生志得意满地从猪圈里出来，要把剩下的少量药水顶出针管子。爷爷急忙拦住：“别糟蹋了，我家小鳖羔子也病了，给他打了得了。”我感到事情不妙，撒腿就跑，被爷爷一把按住，扒下我的裤子。我和猪那样拼命嚎叫、挣扎，用手死死地捂住屁股。
爷爷满面笑容地哄我：“一点都不疼，打完针就能到西沙岗子上玩。”
我仍嚎叫挣扎，爷爷举起大巴掌吓唬我。李大先生举起大针管子，我发现药水变成粉红色，打针时回血混了猪血。李大先生将大针管子藏在背后，朝爷爷使个眼色，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是大学生，我出个小账你能算出来，就不打针了：野鸡兔子四十九，一百条腿地上走，多少只野鸡多少只兔子？”
我眼前出现一群四条腿的野鸡和两条腿的兔子，密密麻麻哪知道多少只。李大先生和给猪打针一样麻利，冷不防隔着裤子，把针头刺进我的屁股。
大针管子空了，剩下的少量粉红色药水，全部注射到我体内。我捂着屁股拼命嚎叫，感到身体被刺透，手上黏糊糊的，血把裤子洇透一大片。
当天晚上，圈里的猪就死了。我也发了半个月昏，全身一层层地蜕皮。要不是奶奶给我磨土豆泥糊，灌绿豆水，用火油涂抹全身，肯定活不过三天。
于长波是我的同桌同学，我六岁他九岁。上图画课时，他给我画了一把小镰刀。图画老师给我批了五分，我放在小本夹子里，下课时到处找人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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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之后开学，于长波没来上学。原来他也感冒发烧，被李大先生扎了针之后，活生生地蜕皮蜕死了。他家和学校一墙之隔，他带我到他家玩，他妈妈给我一个大苹果。他出殡那天，我们下课之后，扒到墙头上面看。
于长波的小棺材像一只小玩具，放在院子中间的小灵棚里。他没有父亲，他妈妈抱着小棺材，哭得死去活来。他的两个姐姐点燃烧纸，一边哭一边围着小灵棚跑。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趴在墙头上面的同学们都哭了。
学校赶紧打铃上课，下课不许学生靠近墙头。
李大先生又接连扎死了几个孩子，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小西山的董云功三大爷和盐场李大先生被抓时，我都亲眼见过。他们都被五花大绑，一个便衣警察用绳子拴着，来到学校和子女告别。便衣警察腰间，挂一把明晃晃的左轮手枪，手里拿一根油亮的竹板子。四年级的董太生被老师叫出去，低头来到父亲面前，一眼没看一句话没说。我同班级的李芬一边哭一边走出教室，李大先生也泪流满面。每年新兵入伍，大队都用马车把入伍的新兵送到公社。派出所警察抓犯人，都要走到永宁。被五花大绑的犯人走不快，警察就用竹板子打，像打牲口。我再上学，老师都变成了李大先生。算草本上印着的大针管子，是李大先生的。那些数字和算术式，是一群群四条腿的野鸡和两条腿的兔子。
每当老师讲算术课，我以为要扎针，心狂跳，只想逃出教室。
从此后我一怕打针，二怕上算术课。
我喜欢夏天西海涨潮，海水涌进老李大河，下午放学涉水过河。一群群半尺长的梭鱼丁子蹦出水面，一石头打死好几条。我还喜欢冬天下雪。中午和下午放学，同学们从老李小庙前开始滚雪球，滚到小西山东南地，足有一个人高。
我挤不到前面推雪球，只跟在后面跑，张嘴接飘下来的雪花。
到了来年开春，路边的雪球一点点化透，那块地的蒿子格外茂盛。
从盐场到大西山竖了十几根电线杆，有的笔直有的弯弯曲曲，有的用竹竿代替。上面的瓷瓶被调皮学生用石头投准打碎，课间操被校长叫到台上批评。
小西山的董云福大爷赶车，从永宁拉化肥回来。董太全学雷锋做好事，偷了一大块化肥，埋进地头一株弱黄的苞米根下。在班级表扬会上，陈兴同学向老师和同学汇报了这一情况。老师不但表扬，还把董太全叫起来，说：“你偷集体的化肥为集体苞米追肥，也属于偷盗行为。”董太全在全班同学面前承认错误。
被追肥的苞米疯长，结了两穗沉甸甸的大苞米，结果被人掰走了。
叔叔到边外回来，给我买了一个印着“劳动光荣”的新书包。姑父出差顺便来小西山，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个文具盒。我的文具盒上，印着“哪吒闹海”的彩色图画。脚踩风火轮的哪吒手拿金刚圈，大战骑麒麟拿方天画戟的龙王三太子，后面跟着一群张牙舞爪的虾兵蟹将。姐姐的文具盒上，印着一群男女小朋友，一个揪着一个衣襟，拔一只大红萝卜。姐姐的文具盒里面，印着乘法口诀。
在这之前，我无比羡慕其他同学。不管上课铃声即将敲响往教室里面跑，还是放学铃声响过往教室外面冲，书包里的文具盒“哗啦”“哗啦”响成一片。
家里不给我买文具，我用姐姐用过的铅笔根和橡皮头。代销店里最贵的铅笔八分钱，铅笔杆上印着嫦娥奔月的彩色图案，末端自带橡皮。最便宜的“麻杆铅笔”两分钱，用刀子一削就断铅。卖一个牙膏皮可以买一枝“麻杆铅笔”，我把家里一管皮鞋油挤空，拿到商店去卖。那个老太太闻了闻，不知道里面装过什么，怕有毒不收。爷爷准备扎刷子的一把猪鬃被我偷走，到商店里卖了一分钱。
老太太找了半天，卖给我一枝笔杆开裂“缺肉”的“麻杆铅笔”，从外面能看见铅芯。她替我削铅笔，削一截断一截，削去一大半才保住铅芯。我有了自己的铅笔，庄重地装进文具盒。从此后上学放学，我连跑带颠故意抖动书包。
文具盒的撞击声太小，我在里面装了几块小石头。我再连跑带颠，文具盒里面“哗啦啦”响。我是个真正的学生了，感到骄傲无比。
大西山的高年级女同学叫我“小老虎”，劳动结束放学，用大筐抬着我。没有大筐，她们两个人四只手交叉握成“马莲垛”，让我骑在上面驮着我走。
大西山的男同学却欺负我，不是抬起一条腿从我头顶上跨过去，再是弹我的脑瓜崩。他们见我也背上了新书包，里面还有文具盒，感到不可思议。
一个同学突然摘下我的书包，众人一边跑一边“传球”，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过官道中间水沟，一个同学故意没接住，“啪拉”一声，书包掉进水里。
我捞起水淋淋的书包，拣起石头追打。那些学生比我大三、四岁，顷刻间跑过余联君房后。除此之外，我还得忍受精神上的伤害。我说老叔在边外拿回两只大鹅蛋，他们给我取外号“大鹅蛋”，说边外的鹅蛋比鹅还大。我说三岁时打过匣子枪，他们叫我“匣子枪”，说他三岁就打死过日本鬼子。我说父亲当过“抗联”，他们说他爹是杨靖宇的警卫员。董云程后来叛变逃回小西山，什么时候暴露，就什么时候逮捕枪毙。枪毙地点已经选好，在小西山沙岗后蒲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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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悲痛欲绝的是，文具盒里的铅笔被人偷走。
爷爷卖镢头把和粪滤子，奶奶赶海捉蟹子打海蛎子赶集，从来不缺零花钱。爷爷屋里靠墙的梁柁上，挂着一截小竹筒，里面装着零钱。我趁爷爷奶奶不在屋，搬了方凳踩上去，在竹筒里偷了五角钱。家里不管丢了什么东西，我都是第一怀疑对象。爷爷发现少了五角钱，问：“是不是你拿了？”
父亲堵住门口，妈妈拿过烧火棍，准备用刑。我一口咬定没拿，叔叔在旁边幸灾乐祸：“小小子长大了得成董云功。”董云功是远支三大爷，因为盗窃和抢劫被判十年徒刑，正在蹲笆篱子。叔叔的定论，妈妈很不高兴，对我态度有所缓和。她说：“你拿了就是拿了，没拿就是没拿。就是拿了，这回也不打。”
我被眼前的阵势吓住，只得承认：“爷爷的钱是我拿的。”
父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爷爷在跟前不敢动手。
叔叔更加得意忘形：“我说小小子好赶上董云功了，将来就得砸银行。”
妈妈说：“你跑前面看了？你能掐会算，怎么不知道哪天掉进井里？”
叔叔满脸通红。前天，他在园子里倒退着吹口琴，掉进井里，扒住石缝声嘶力竭地喊救命，把全屯人都喊来了。实际上水深不到胸口，他非常狼狈。
爷爷对我说：“你要是馋糖和麻花，告诉爷爷，爷爷给你买。”
家里头一回有人把我当人，我感动地哭了。
我在鸡窝后面掏出一瓶墨汁、一支毛笔、一枝带橡皮的铅笔，一本封面画一支注射器和针头的算术本，还有每页纸都透亮的糙纸作文本。剩下的二分钱，被我藏在街门口墙缝里。老叔列出一道复杂的算术式，认真计算，确实剩下二分钱。并没因为这次偷钱买文具，父亲对我和姐姐一视同仁。
我和姐姐一块儿伏在窗台上写作业，父亲夸奖姐姐写的好。他拿过我的作业本看都不看，“哗啦”一声扔到门外。作业本也不愿意被虐待，死气白赖地骑在门槛上。妈妈埋怨父亲：“他写的不好，你可以打他骂他，别往外扔。”
那页纸撕开一道没出血的口子，只剩一点儿皮连着，像一条半死不活的狗伸出半截舌头。我下地拣起作业本，把“舌头”塞进“嘴里”，到驴槽子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