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如正在往书架上放书，闻言转身：“为什么委屈？上海有上海的优点，但天津有天津的特色。我在博济三年，接触过各种妇科疑难病例，但总感觉缺了点什么——西医治疗精准，但对患者整体状态的关注不够；中医调理全面，但有时缺乏客观指标。如果能把两者真正结合起来，可能才是妇科医学的未来。”

她抽出一本厚厚的笔记：“你看，这是我记录的临床病例，每个都有详细的西医检查和中医四诊信息。但一直没机会系统分析。来这里，就是想找到分析的方法，找到结合的路径。”

林静看着笔记上工整的字迹和详细的图表，心中升起敬佩。这位上海来的女医生，不仅专业扎实，还有着清晰的学术追求。

三

陈婉如抵达的第三天，研究会为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会。除了沈墨轩和哈里斯，还有研究会的七位专职研究员、三位进修医师和几位常来学习的医学生。不大的会议室里挤了十几个人，显得有些拥挤，但气氛热烈。

哈里斯首先介绍了研究会的概况和工作进展，然后请陈婉如发言。她站起来，向众人微微鞠躬：“各位同仁，我是陈婉如，从上海博济医院来。很荣幸加入研究会，参与妇科诊疗室的建设工作。在开始具体工作前，我想先了解一些情况。”

她翻开笔记本：“第一个问题：研究会有没有收治过妇科患者？如果有，主要是哪些病种？中医和西医各自如何处理？”

负责病历管理的周文斌回答：“有，但不多。过去一年，研究会有记录妇科患者三十七例，主要是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症和更年期综合征。多数是先看西医，效果不佳转来尝试中医；或者先看中医，需要明确诊断来做西医检查。”

“治疗情况呢？”

“基本上是分开的，”另一位研究员接口，“要么纯西医治疗，要么纯中医治疗。真正中西医结合的案例很少，主要是缺乏既懂西医妇科又懂中医妇科的医生。”

陈婉如快速记录着：“第二个问题：天津本地的妇科疾病谱有什么特点？和其他地方相比有没有差异？”

这个问题让在座的人沉思。沈墨轩缓缓道：“天津地处北方，气候干燥，冬季漫长。妇科病中，寒证、瘀证较多见。另外，天津是商埠，女性从事工商业者众，精神压力大，肝郁气滞相关病证也不少。但这些只是经验观察，没有系统调查。”

“那么第三个问题，”陈婉如继续，“如果建立妇科诊疗室，我们定位是什么？是面向所有妇科患者，还是专注某些特色病种？是独立运作，还是与研究会其他科室协同？”

会议室里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认为应该全面铺开，有人建议先做几个优势病种；有人主张独立运营，有人强调要融入研究会整体框架。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各种意见碰撞，但始终保持着学术探讨的氛围。

最后，沈墨轩总结：“婉如的三个问题问得很好，指出了我们工作的盲点。妇科诊疗室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科室，而是要探索妇科领域中西医结合的模式。我建议分三步走：第一步，用一个月时间做现状调研，摸清天津妇科疾病谱和医疗需求；第二步，选择两三个病种做试点，制定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第三步，总结经验，逐步扩展。”

哈里斯补充：“同时要考虑人才培养。婉如医生可以带几位对妇科感兴趣的年轻医生，既做临床，也做研究，形成团队。”

陈婉如认真记下这些建议。欢迎会结束时，她已经列出了接下来一个月的工作计划：走访天津各大医院妇科、查阅天津地方志中的疾病记载、设计妇科疾病调查问卷、筛选适合首批研究的病种...

四

调研工作在一周后正式启动。陈婉如首先拜访了天津最大的西医院——马大夫医院（后来的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妇科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德国女医生，玛格丽特·舒尔茨，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年，能说流利的中文。

“妇科中西医结合？”舒尔茨医生听完陈婉如的介绍，推了推金边眼镜，“有意思。我在临床中确实遇到很多西医治疗困难的患者。比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激素治疗效果有限，副作用明显；比如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疼痛，止痛药只能暂时缓解。如果有安全有效的中医方法，我很愿意尝试。”

她带陈婉如参观了妇科病房和门诊。病房里，陈婉如注意到几位患者床边放着中药罐。“这是...”

“患者自己找中医开的，”舒尔茨医生无奈地摊手，“我不反对，但担心药物相互作用。如果能有规范的结合治疗，对患者肯定是好事。”

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