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是两年前的一个普通工作日。

江辰把这一页小心地放进证物袋里。然后他拿出手机，给老刘发了一条消息。

“老刘，秦国强跑了，但证据没跑完。焚化炉里的东西还有用。另外，帮我查一下，今天上午有没有人给我们专案组打过电话或发过信息。所有通讯记录都要查。”

老刘秒回了三个字：“明白。查。”

当晚，专案组在厂区附近的招待所里设了一个临时指挥部。马文才和朱志刚已经被控制，分别关在招待所两间不同的房间里接受突击审讯。

审讯马文才的是老刘和一名经侦民警。马文才态度很硬，反复强调采购项目都是按照正常程序走的，招标是公开的，价格是市场价，他没有拿过一分钱回扣。

但当老刘把他妻子名下房产的购房合同、儿子名下豪车的购车发票、以及多笔来路不明的银行转账记录摆在他面前时，他的嘴巴开始松了。

“这些……这些是我老婆娘家给的钱。”

“你老婆娘家在农村，父母都是种地的。给多少钱？够买千万豪宅加百万豪车的？要不要我派人去你老丈人家核实一下？”

马文才沉默了。

隔壁房间里，朱志刚倒是很快就开口了。他交代了采购招标的围标操作细节——每次招标之前，他都会把标的物的技术参数提前透露给张某，张某则根据参数去找配套的“围标公司”。三家公司同时报价，鑫达贸易的报价最低，另外两家“陪标”公司的报价则故意报高一些，确保鑫达贸易中标。整个过程在手续上完全合规，招投标记录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围标陪标的那些公司是谁安排的？”

“都是张某那边的人。具体是谁注册的我也不知道，秦厂长不让我们多问。他只说，张老板那边会把一切安排好，我们只需要在厂里配合走流程就行。”

“你拿了多少？”

朱志刚低下头，声音很轻：“五年……差不多六百多万。都是张某那边打给我妹的账户，我妹再转给我现金。我每隔几个月就把现金存进银行，每次都存少一点，怕被查到。”

“你存钱的时候想过没有，这些钱本该是厂里工人的工资？”

朱志刚没有回答。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干干净净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看起来像是从来没沾过油污。但就是这双手，在每一份虚高的采购合同上盖下了验收合格章。

凌晨三点左右，老刘那边也传来了突破的消息。马文才在看到朱志刚的部分口供后，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开始交代自己经手的每一笔高价采购、每一次围标操作、每一笔通过亲属账户收受的回扣。他的交代比朱志刚更详细，因为他经手的项目更多，涉及的金额更大。

“秦厂长是关键，”老刘在临时会议室里对江辰说，“马文才交代，所有的高价采购最终都是由秦国强拍板的。张某是秦国强亲自介绍进厂里的供应商，三人在七年前吃了一顿饭之后，就开始系统性地通过虚高价格侵吞国有资产。这七年里，他们三个加上张某，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厂里的设备采购、材料采购、甚至办公用品采购，只要超过一定金额，全被这个小圈子垄断了。”

“七年，”江辰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这七年里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查到？”

“因为账面做得很干净，所有手续都是合规的。每一笔采购都有招标记录，每一笔付款都有正规发票，每一台设备都有验收报告。如果不是价格比市场价高，根本看不出问题。”

“那为什么没有内部人举报？那个给江辰写信的老高，为什么忍了这么多年才写信？”

老刘叹了口气。

“厂里有两个人曾经举报过。一个是财务科的老会计，五年前给上级主管部门写了举报信。信被转回了厂里，秦国强当着全厂职工的面把他开除了，还扣上了‘诬陷领导’的帽子。那个老会计今年快七十了，至今没有拿到厂里的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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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采购部的一个年轻科员，三年前也举报过一次，结果被朱志刚调到了最偏远的分厂仓库，天天搬铁块，累得腰椎间盘突出，去年实在受不了自己辞职了。”

“这次写信的那个老高呢？”

“他比较谨慎。他是车间技术员，和采购、财务都不沾边，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秦国强那帮人也没注意到他。再加上他一直在观察——他研究了江辰之前办的案子，觉得只有直接写信给江辰才管用。他在信里连自己的名字都没写，只留了个手机号。”

江辰点了点头。他想起老高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我犹豫了很久才写这封信，因为我怕丢了工作。”他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些问题的人，但他是第一个在正确的时机选择了正确举报方式的人。

正在这时，江辰的手机突然响了。是追捕组的电话。

“江辰同志，秦国强找到了。”

“在哪？”

“在他小舅子老家的一个废弃厂房里。我们赶到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堆现金和金条中间，手里攥着一张飞往M国的机票。机票是明天的，他准备今天晚上翻山去邻省，明天一早从邻省机场飞走。”

“现金多少？”

“初步清点，大概有两千多万。金条有上百根。还有三个移动硬盘和一堆账本——应该就是他从厂里带走的那批。他没来得及烧完。”

江辰挂了电话，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带回来。连夜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