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还有一个问题。你的女儿——艾米丽——她知道你在考虑去南太平洋找一个叫‘上帝之手’的机构治疗肝癌吗？她知道的话会怎么说？”

“会说——‘爸，你又发疯了。’”

“那你准备怎么回？”

“怎么回？就说，‘疯是遗传的，从你爷爷那辈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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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

“你爷爷六十五岁那年突然辞了工作去阿拉斯加钓鱼，说要在死之前钓一条比人还大的鲑鱼。钓了三年没钓着，回来的时候胡子上全是冰碴，人晒得跟炭一样。他说值得。为什么值得？因为那三年他每天早上醒来想的都是鲑鱼，不是死亡。”

麦金利重新坐回皮椅上，把羊绒毛毯拉到胸口。

毯子边角磨出的毛球在指尖上滚来滚去。

“艾米丽会理解的。不理解也没关系。她是律师，律师最擅长的事就是反对。反对是职业习惯，不是不爱。”

“你不在乎她反对？”

“我当了二十八年参议员，被人反对了二十八年。被人反对的时候，我不生气。因为我知道反对我的人，有的是因为立场不同，有的是因为收了钱，有的是因为真心为我好。艾米丽是第三种。第三种反对，我不反驳，我只做给她看。”

“怎么做？”

“活下来就是最好的反驳，活不下来也是一种反驳。把所有的反对都丢给老天去判。老天的判决书从来不寄到邮箱里，它直接寄到棺材里。”

迈克拉开门，走廊里的灯光照进来，把书房的暗处照亮了一角。

那一角刚好照在墙上的一幅照片上。

照片是黑白的，年轻的麦金利站在国会山的台阶上，身后是飘扬的星条旗。照片右下角有一行用钢笔写的小字——“1977年，入职第一天。”

那行字旁边，不知什么时候被人用铅笔加了一句话。字迹很轻很淡，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那行字写的是“第一天，不知道最后一天在哪里。”

麦金利看着窗外那最后一片叶子，心里清楚。最后一天，也许不远了。

但在那之前，他想去看看那棵椰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