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咱们拿下了北京城，整个天下都是陛下的，何愁没有工匠商人来投？

何必此刻浪费精力于这些微末之事？

真是看不清大势！”

在这对君臣眼中，苏俊朗的奏章，完全是不合时宜的“书生之见”，是“缓不济急”的空谈。

他们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军事胜利和权力扩张，是攻城掠地带来的即时快感和巨大缴获。

建设？

生产？

那太慢了，太麻烦了，远不如掠夺来得直接痛快。

他们的思维，依然牢牢禁锢在“流寇”的逻辑里，从未真正想过如何经营一个可持续的政权。

几天后，苏俊朗通过隐秘渠道得知，他那份倾注了心血的奏章，连被李自成御览的资格都没有，便被牛金星以“琐务冗杂，勿扰圣虑”为由，直接束之高阁，归类于无关紧要的废纸堆中。

得知这个消息时，苏俊朗正站在熙熙攘攘却又死气沉沉的洛阳街市一角。

他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愤怒，反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凉和绝望。

最后一丝幻想，彻底破灭了。

他看着眼前混乱的景象：衣衫褴褛的百姓在空荡荡的米店前徘徊，几个兵痞正在殴打一个试图用劣钱买布的妇人，远处传来工匠铺子被强行“征用”的呵斥声……

这一切，都与他奏章中描绘的那个有序、生产、流通的图景，形成了尖锐而残酷的对比。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

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牛金星，而是整个建立在流寇逻辑上的政权机器。

这个机器的每一个齿轮，都浸透着掠夺的基因，根本没有容纳任何建设性、生产性思维的土壤。

他空有超越时代的见识和解决问题的蓝图，却像是在对一块冰冷的顽石布道。

“我错了…”

他喃喃自语，声音沙哑，带着一丝苦涩的自嘲，

“我总以为，可以用知识和理性去引导，去改良…却忘了，掠夺永远比生产容易，破坏永远比建设简单。

他们的目光，被眼前的金银和虚幻的王冠所蒙蔽，从未…从未真正看到过洛阳之后的日子。”

他想起了那句在后世耳熟能详的话，此刻却感到无比沉重和悲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这个新生政权的根基，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建立在流沙和掠夺之上的，是烂的。”

他明白了，这个政权的经济困境，绝非任何技术性方案所能解决。

这是基因里的缺陷，是命运注定的死结。

那无形的经济绞索，正在一点点勒紧，而手握绞索另一端的人，却还在狂欢舞蹈，对近在咫尺的窒息浑然不觉。

而这经济的彻底崩溃，将为即将到来的、更大的灾难——

比如一场在营养不良和卫生恶化中悄然滋生的瘟疫——

铺平道路，届时，这个政权将没有任何资源和能力去应对。

苏俊朗站在喧嚣而绝望的街头，仿佛一个孤独的先知，预见了终将到来的毁灭，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历史的车轮，朝着既定的深渊，轰然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