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细节，民警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一个外人，到别人家里去，平白无故地帮着打扫卫生？按理说，你去还钱，人不在家，要么把钱留下让老王转交，要么改天再来，怎么还帮着收拾起屋子来了？

民警又去找老王核实这个事。

老王说：“对对对，全会是来过。那天翠珍走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全会就来了，说是来还钱的。我就跟她说翠珍刚接了个电话出去了，可能去买年货了，你等等吧。全会就在客厅坐着等，等了得有一个多小时吧，看翠珍还没回来，又看我家地上有点脏，就说帮我收拾收拾。”

“她都收拾了哪些地方？”

“就是扫了扫地，擦了擦桌子，还帮我把卧室的衣柜整理了一下。我说不用不用，她非说闲着也是闲着。”老王回忆着，表情很自然。

民警心里头的疑团更大了。一个来还钱的人，在别人家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不但没觉得不耐烦，还主动帮着打扫卫生？这热情得有点过头了。

“老王，你好好想想，家里有没有丢什么东西？”民警追问道。

老王一愣，想了想说：“不能吧？全会又不是外人，她能拿我什么东西？”

“你仔细检查一下，特别是跟廖翠珍有关的物品。”

老王将信将疑地翻找起来。廖翠珍的包还挂在玄关的衣架上，老王把包拿下来，翻了翻，钱包、手机、钥匙、化妆包都在，没少什么。他又去翻抽屉，翻柜子，翻到床头柜的时候，手突然停住了。

“哎？欠条呢？”

“什么欠条？”

“就是罗全会打的那张两万块钱的欠条！我一直放在翠珍的床头柜抽屉里的，怎么不见了？”

民警对视一眼，心里已经有了数。

“老王，罗全会不是说她来还钱的吗？她还了吗？”

“没有没有，翠珍不在家，她钱也没留给我，就说改天再来。我还跟她说，你们姐妹之间的事你们自己处理，我也没多问。”

欠条不见了，钱没还。这其中的逻辑，稍微一想就明白了：罗全会来老王家里，根本不是来还钱的，而是来找那张欠条的。

一个来偷欠条的人，她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想把借款的凭证销毁，让廖翠珍拿她没办法。可如果仅仅是想赖账，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还用得着大费周章地办一张匿名电话卡把廖翠珍叫出去？

民警心里头的怀疑越来越重。

就在警方围绕罗全会展开调查的同时，负责外围摸排的民警也带回了一条重要线索。

廖翠珍家附近有一家小商铺，老板姓周，过完年刚从老家回来。周老板告诉侦查员，1月26号早上，他开店门的时候碰见过廖翠珍。

“翠珍姐啊，我们这条街都认识她。那天早上大概八点多钟，她从我店门口过，我就打了个招呼，问她这么早去哪。她说去巡礼门。我还问她去巡礼门干什么，她笑了笑说有点事。”

巡礼门？那是武汉一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区，离廖翠珍家不近，坐公交车得四五十分钟。

警方立刻把侦查方向对准了巡礼门一带，派出大量警力进行地毯式排查。查宾馆、查商场、查沿街店铺，看有没有廖翠珍出现的影像，或者有没有人见过她。

查着查着，一个可疑的信息浮出了水面：罗全会竟然在案发前一天晚上，也就是1月25号，入住了巡礼门附近的一家宾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退房。

案发前一天就住进去了，第二天上午廖翠珍接到电话出门去了巡礼门，而罗全会就在巡礼门的宾馆里。时间、地点都对得上。

警方调取了罗全会那几天的通话记录，发现她在1月26号上午给一个叫王立军的人打过电话。王立军是个跑出租的司机，开的是一辆面包车，平时拉客也拉货。

侦查员找到王立军，问他26号上午罗全会打电话是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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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四十多岁，黑黑瘦瘦的，说起话来带着一股憨厚劲儿：“哦，你说那天啊，我记得可清楚了。那个女的说她有俩亲戚要去汉川，让我去宾馆接人。我到了宾馆门口，等了一会儿，就看见那女的和两个男的从里头出来了。”

“两个男的？”侦查员眼睛一亮，“什么样的男的？”

“就是俩年轻小伙子，三十来岁，看着也不像什么正经人。一人拖着一个大行李箱，那种二十八寸的大箱子，看着就沉。我寻思帮个忙嘛，就过去想帮他们把箱子搬到后备箱里，结果那俩人挺不乐意的，一把把我推开了，凶得很。”

王立军说到这儿，语气里还带着点委屈：“我好心好意的，他们倒不领情。后来一路上，那三个人一句话都不说，车里安静得吓人。那气氛，哎呀，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自在。”

侦查员又问：“那两个行李箱，你能看出里面装的什么吗？”

王立军摇了摇头：“那谁能看出来？就听那个箱子在地上拖的时候，咕噜咕噜响，里头东西肯定不轻。我当时还寻思，这大过年的，带这么多行李，是回老家过年吧？可那俩人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气氛又那么怪，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侦查员记下了这些信息，又问王立军还记不记得那两个男的去了汉川什么地方。王立军说车子开到了汉川市郊一个村子附近，那俩人让他停在一个路口，然后拖着箱子走了，罗全会没跟着去，在半路就下了车。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

罗全会不仅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宾馆，还叫了两个男人帮忙搬运沉重的行李箱。而这两个行李箱，很有可能就装着……

警方没有继续往下想，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两个男人的身份。

通过调查罗全会的社会关系，警方很快就锁定了那两个人的身份：一个叫刘小明，一个叫李光宏。

这两个人都是三十出头的无业人员，常年在赌桌上混。罗全会也是赌桌上的常客，三个人就是在棋牌室里认识的。刘小明和李光宏管罗全会叫“干姐姐”，平时走得很近。

警方进一步查证，发现罗全会、刘小明、李光宏三人在1月26号之后有过多次联络，而且李光宏和刘小明的通话记录显示，他们去过仙桃市一带。

结合王立军提供的信息，那两个行李箱被送到了汉川，警方怀疑，廖翠珍可能已经遇害，尸体被装进箱子运走了。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方向：罗全会就是这起失踪案的主谋。

警方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秘密搜集证据。通过对宾馆的监控录像进行调取，警方发现1月25号晚上，罗全会、刘小明、李光宏三人先后入住。第二天早上8点多，罗全会用宾馆前台的电话拨打了廖翠珍的手机，这个时间点，跟廖翠珍接到电话出门的时间完全吻合。

上午9点多，廖翠珍出现在宾馆附近的监控画面中。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挎着一个黑色的包，脚步匆匆地走进了宾馆大门。

之后，她再也没有从宾馆出来。

上午11点左右，刘小明和李光宏各自拖着一个大行李箱，从宾馆侧门离开。监控画面中，两个人显得很紧张，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看得出箱子里装的东西非常重。

罗全会则空着手，从正门出来，然后三个人汇合，坐上了王立军的出租车。

铁证如山。

2011年6月1日，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抓捕小组分别在三处地点将罗全会、刘小明、李光宏抓获归案。

罗全会被抓的时候，正在家里做饭。她看到穿制服的警察走进来，手里的铲子“咣当”一声掉在地上，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你们……你们干什么？我犯了什么法？”

民警亮出证件：“罗全会，你涉嫌一起绑架杀人案，跟我们走一趟。”

“我没有！我没有杀人！你们冤枉我！”罗全会开始大喊大叫，挣扎着不让警察靠近。可当手铐铐上她手腕的那一刻，她的声音突然小了下去，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地上。

到了审讯室，罗全会一开始还在装无辜，哭着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可当民警把通话记录、宾馆监控、王立军的证词、欠条丢失等证据一件件摆在她面前时，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嘴唇开始发抖。

最终，她崩溃了。

“我说……我都说……”

罗全会交代了一切。

事情要从那两万块钱说起。

罗全会这人好赌，打牌打得昏天黑地。十赌九输，她家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老公跟她离了婚，孩子判给了她，她一个人带着儿子，手头从来没有宽裕过。

那时候她经常去廖翠珍的棋牌室打牌，一来二去就跟廖翠珍熟了。廖翠珍人好，看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经常照顾她，请她吃饭，逢年过节还给她孩子买衣服。罗全会嘴上叫廖翠珍“翠珍姐”，心里头也把她当亲姐姐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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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罗全会遇到一件急事，具体是什么事她没说清楚，反正就是急着用钱。她硬着头皮跟廖翠珍开口，借了两万块。廖翠珍二话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两万块钱递给她，连借条都没让她打。还是罗全会自己说“姐你给我打张借条吧，要不我心里过意不去”，廖翠珍这才随手写了一张。

刚开始那几个月，廖翠珍也没催她。可时间一长，廖翠珍手头也紧了，就试探着提了一下。罗全会说手头没钱，再缓缓。廖翠珍也没说什么。

可后来廖翠珍催了几次，罗全会还是还不上。廖翠珍心里就不痛快了，我不是不让你缓，可你总得给个准话吧？你连个态度都没有，这算怎么回事？

廖翠珍这个人，心里藏不住事，就跟别的牌友抱怨了几句：“全会这个人啊，借钱的时候好话说尽，还钱的时候就装聋作哑。我好心好意借给她，她倒好，跟没事人一样。”

这些话传到了罗全会耳朵里。罗全会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好面子。她一听廖翠珍在外面说自己坏话，火“噌”地就上来了。

“我什么时候说不还了？我不是手头紧吗？你至于到处跟人说吗？”

罗全会找廖翠珍理论了好几次。一开始廖翠珍还解释，说我没说你坏话，我就是随口提了一句。后来两个人都上了火，话越说越难听。

那段时间，罗全会每次从廖翠珍家棋牌室出来，都憋着一肚子气。她觉得自己委屈，我借钱是真的有急事，又不是故意赖账。你廖翠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让我以后怎么抬头做人？

怨气越积越深。

终于有一天，罗全会动了歪心思。她找到自己的两个“干弟弟”，刘小明和李光宏，三个人在牌桌上认识，臭味相投，经常一起喝酒打牌。

罗全会跟他们说：“翠珍那个棋牌室，这几年可没少挣钱。她手里头少说也有几十万。我琢磨着，咱们绑她一回，弄点钱花花。”

刘小明和李光宏一听有钱赚，眼睛都亮了。他们俩也是赌棍，欠了一屁股债，正愁没钱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