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汉先生，空话无法填平历史的沟壑，也无法滋养现实的信任。您说废除了不平等条约，那么请问，”他翻开条约集，指向《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文件的俄文版本，“这些，贵国政府是否正式承认其为不平等条约？是否准备履行‘废除’的承诺，将非法侵占的土地归还其合法的主人？”

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锐利：“如果连承认历史的勇气都没有，我们如何相信贵国关于‘未来’的承诺？”

卡拉汉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中方的立场强硬得超乎想象，几乎不留转圜余地。他无法代表莫斯科承认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性，那将引发国内巨大的政治地震，甚至会被党内激进派攻击为“卖国”；但他也无法断然拒绝，那意味着谈判破裂，共和国很可能彻底倒向支持白俄势力，甚至与约翰牛等国联手，对苏俄构成更致命的威胁。

会谈再次不欢而散，但双方都清楚，这条线不能断。卡拉汉需要时间向莫斯科请示更明确的授权，而曾慕韩则秉承高岩的指示，保持着“不紧不迫，保持压力”的姿态。

三、 列强的疑云与共和国的“模糊”

共和国在北极熊废墟上异常活跃的身影，终究引起了更多关注。

在伦敦，约翰牛外交部远东司的官员们对着地图和零碎的情报陷入困惑。

“中国人到底想干什么？他们在支持谢苗诺夫那个蠢货，但又似乎在和莫斯科的红色政权秘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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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们只是想两头下注，确保无论谁最终掌权，他们都能获利。”

“不，没那么简单。他们的商队深入西伯利亚腹地的频率太高了，绝不仅仅是为了皮毛和矿石！我怀疑……他们可能在找什么东西，比如，沙皇陛下失踪的那批黄金……”

在巴黎，高卢鸡的情报机构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加强了对共和国在远东活动的监视。他们甚至试图通过外交渠道，委婉地向共和国表达“共同维护远东稳定，避免单方面行动”的“期望”。

对于这些试探和关注，共和国的回应一如既往的“模糊”且“有理有据”。

唐绍仪在回应约翰牛公使的“关切”时，一脸无辜与诚恳：“公使先生，我国企业在西伯利亚的活动，完全是正常的商业行为。那里资源丰富，而我国正处于建设时期，需求巨大。至于您提到的与各方接触……在一个动荡的地区，与所有拥有影响力的势力保持必要沟通，以避免误判，维护我国侨民和商业利益，这不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该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