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家家主及其党羽被武装工作队当众锁拿，其部分田产被当场宣布将分配给几户赤贫农户时，围观的农民从最初的恐惧、观望，逐渐转变为惊讶、怀疑，最终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这“高抚台”的兵，似乎真的和以往的官军不一样。

土地清丈与分配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艰难推进，虽然阻力重重，过程不乏反复与局部冲突，但它如同一种无声的宣告，正在将军政府与旧王朝区别开来，将“革新”二字，一点点刻入底层民众的心田。

三、 新学之光与旧识之障

与土地改革同步进行的，是文化教育领域的“启智”工程。在各县普遍设立“蒙学堂”的命令下达后，遇到的阻力则更为隐晦和复杂。

许多乡间宿儒、旧式文人，对教授“格致”、“算学”、“舆地”等“杂学”的新式蒙学堂嗤之以鼻，认为其“败坏心术”，“舍本逐末”。他们或公开抵制，不让族中子弟入学；或暗中散布“读了新学堂，不认爹和娘”的流言；甚至有些自身开办私塾的先生，对新学堂进行攻讦。

在登州“格致学堂”内，一场关于教育方向的内部争论也悄然展开。以部分原随营学堂教官为代表的“实用派”，主张教育应完全服务于军事和实业，课程设置应极度偏向理工和军事技能。而以几位新近从江南聘请来的、受过新式教育熏陶的学者为代表的“通识派”，则坚持教育应兼顾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培养“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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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摆到了高岩面前。他仔细听取了双方意见，最终做出了裁决：“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可急功近利，亦不可脱离现实。我辈革新，非仅换枪炮，更要换头脑，换精神！”

他定下基调：

第一，蒙学堂基础教育，须以识字、明算为基础，但必须加入浅显的格物、地理常识，破除迷信，开阔眼界。可编纂《新三字经》、《华夏英雄传》等读物，将忠勇、爱国、诚信、求知等新价值观融入其中。

第二，“格致学堂”及更高层级学府，需文理并重。既要培养工程师、医师、农技员，也要培养懂得治理、明辨是非的行政人才和教师。可设立“文理学院”，下设不同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