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裴松之

比如“赤壁之战”,陈寿的原文只有几十个字,裴松之却用了《江表传》《吴历》《魏略》《蜀记》四种史料,把“诸葛亮舌战群儒”“周瑜分析军情”“黄盖献苦肉计”“火烧战船”“曹操逃跑”这些情节都拼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赤壁之战故事线”,比小说还精彩。而且他不是简单地把史料堆在一起,而是按时间顺序、逻辑关系排列,还在旁边加“注释”,告诉读者“这段来自哪本书”“那段跟哪本书说法不一样”,让读者看得明明白白,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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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历史学家评价说:“裴松之的注,不是简单的‘补充’,而是‘再创作’——他用别人的史料,写了一本新的‘三国史’。”这个评价特别到位,因为裴松之不仅补了史料,还开创了“注史的新玩法”——以前的注家都是“注字、注词、注典故”,裴松之却“注事件、注人物、注观点”,把“注”从“辅助”变成了“主角”之一。

除了这三个主要雅号,裴松之还有个不太出名的雅号:“三国吐槽王”——因为他在注里经常“吐槽”陈寿的简略、吐槽假史料的离谱、吐槽某些历史人物的做法。比如陈寿没写“曹操杀吕伯奢”,裴松之找来了《魏书》《世说新语》《孙盛杂记》三种说法,然后在注里吐槽:“陈寿居然不写这事!这么重要的事,关系到曹操的人品,怎么能漏呢?”比如看到有人说“诸葛亮跟司马懿打过仗,诸葛亮输了”,他又吐槽:“这是瞎编!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司马懿大多是防守,没赢过几次,怎么可能诸葛亮输了?”这种“敢说真话”的吐槽,让他的注本更接地气,更受读者喜欢。

第五章 注本之外的人生:“较真官”与“老学霸”的双重身份

很多人只知道裴松之是“注《三国志》的史学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个“较真的官”和“活到老学到老的学霸”——他的人生,可比“注史”这一件事精彩多了。

先说他“较真官”的身份。裴松之当官的时候,跟他注史一样,特别较真,不管是小事还是大事,都要弄个明白,绝不敷衍。比如他在任“永嘉太守”(相当于现在的市长)的时候,当地发生了一起“田地纠纷”:两户人家争一块田,都说“这田是我家的”,吵了好几年都没解决。前任太守都懒得管,裴松之却不一样——他找来了当地的老农户,问“这田以前是谁种的”;翻了县里的旧档案,查“这田的税是谁交的”;甚至还去田里看“土壤的情况,跟哪户人家的其他田地一样”。最后查明,田是张家的,李家是强占的。李家不服,裴松之就把证据一条条摆出来,李家无话可说,只能把田还给张家。老百姓都说:“裴太守比包青天还较真,以后有纠纷找他准没错!”

还有一次,他在任“国子博士”的时候,负责给太子讲课。太子上课的时候走神,问他:“先生,历史都是过去的事,记那么清楚有啥用?”裴松之当场就严肃起来:“殿下,历史是‘镜子’——看以前的人怎么做,就能知道现在该怎么做;看以前的国家怎么兴、怎么亡,就能知道现在该怎么治国。比如汉武帝穷兵黩武,汉朝差点灭亡;汉文帝休养生息,汉朝就兴盛起来。这些都得记清楚,不然会犯同样的错!”太子被他说得脸红,从此上课再也不敢走神了。

再说他“老学霸”的身份。裴松之活了八十岁,一辈子都在学习,从来没停下过。他五十岁注《三国志》,六十岁还在学《汉书》,七十岁居然开始学“梵文”(当时佛教刚传入中国,梵文是佛教经典的文字)。有人问他:“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学梵文干啥?”他笑着说:“佛教里有很多关于历史、哲学的知识,不学梵文就看不懂原版经典,多可惜啊!”他还跟年轻人一起讨论学问,一点都不摆“老资格”。有个年轻学者跟他争论“《史记》和《汉书》哪个好”,裴松之不仅不生气,还跟他一起翻书,一条条找证据,最后说:“《史记》写得活,《汉书》写得严谨,各有各的好,不能说哪个更好。”

裴松之还有个“怪癖”——走到哪都带着书。他出差的时候,马车上装的不是衣服、钱财,而是竹简和绢书;他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聊的不是官场八卦,而是“某本史书记载错了”“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对”。他老婆笑话他:“你这辈子,除了书,就没别的爱好了。”他却反驳:“书里有比金银珠宝更珍贵的东西——知识和真相。”

裴松之晚年的时候,宋文帝还想让他再注一本史书,比如《后汉书》。裴松之却婉拒了:“陛下,我年纪大了,眼睛不好,手也抖,再注书怕出错。不如把机会让给年轻人,我可以给他们当顾问,帮他们找史料、辨真伪。”宋文帝感动得不行,说:“裴博士真是个‘老实人’,不贪名不贪利,只想着把学问做好。”

就这样,裴松之在公元451年去世,享年八十岁。他去世后,家里人整理他的遗物,发现除了官服和生活用品,剩下的全是书和抄录的史料,还有一本没写完的“三国史料补遗”——原来他到死,都没忘了三国史。

第六章 影响千年的“注史天花板”:从唐宋到现在都在“抄他的作业”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不仅在南朝宋火了,还影响了中国史学近千年,成了“注史的天花板”——不管是唐朝的史学家,还是宋朝的文人,甚至是现在的历史学者,都在“抄他的作业”,学他的注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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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唐朝。唐朝的“史学三大家”——房玄龄(编《晋书》)、刘知几(写《史通》)、杜佑(编《通典》),都特别佩服裴松之。房玄龄编《晋书》的时候,遇到“史料多、说法杂”的问题,就学裴松之的“备异”法,把不同的说法都列出来,比如“石勒的出生地”有两种说法,他就都写进《晋书》里,还加了注释;刘知几在《史通》里专门写了一篇《补注》,说“裴松之的注,是注史的典范,以后的注家都得学他”;杜佑编《通典》的时候,学裴松之的“补阙”法,把很多“正史没写的制度、风俗”都补进去,让《通典》成了“唐朝的百科全书”。

唐朝还有个大诗人叫杜甫,他也是裴松之的“粉丝”。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