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这番话，他仿佛耗尽了全身的力气，踉跄着后退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

没有人出声指责。

长久的寂静后，不知是谁第一个带头鼓起了掌，接着，掌声稀稀拉拉地响了起来，最终连成一片。

趁着这股凝聚起来的人气，陈景明拿出了他联合远在北京的李娟，连夜赶制出的方案——一份名为《“阳光里”安居公约》的草案。

“驱赶我们的人走了，但问题还在。”陈景明高声说，“我们不能永远指望别人来救，从今天起，我们自己管自己！”

公约内容简单而直接：所有住户自愿联署，共同推选出五名代表组成“住户自治委员会”；共同商议并设定租金上限，抵制恶意涨租；每户每月缴纳十元钱，成立公共维修基金；王强的施工队负责技术支持，所有账目通过一个二维码，接入“原件计划”的后台系统，任何人随时可以扫码查看，收支透明。

“我同意！”一个平日里最爱抱怨的租客第一个举起了手。

“算我一个！”

“这个办法好！”

提议一出，应者云集。

王强更是当场拍着胸脯，带着两个工友，自告奋勇成了第一届“义务维修队”。

他们不仅连夜检修了整栋楼老化的电路，加固了几处松动的楼梯扶手，还利用工地上捡来的废弃钢材和防水布，在楼下那片唯一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带着雨棚的小广场。

一度死寂的巷子，重新活了过来。

第二天，就有人把自家腌的酸菜送到了王强的维修队；傍晚，几个大妈自发拿着扫帚，把楼道和新搭的小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

空气中，再次飘散起久违的、混杂着饭菜香和人声的烟火气。

小芳也没有闲着。

她拿着那份详尽的住户名单，成功说服了自己实习的社区医院，将“阳光里”作为首个“流动健康驿站”的试点。

一张手写的义诊通知被贴在了楼下最显眼的公告栏上。

通知末尾，小芳特意用红笔加了一句：“每周三下午，风雨无阻。血压高了有人管，心里闷了也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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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义诊日下午，那个小小的雨棚广场下，竟然来了三十多个人。

量血压、测血糖的没几个，更多的人只是围着那个穿着白大褂的小姑娘，七嘴八舌地倾诉着。

一位以拾荒为生的独居老人，拉着小芳的手，说着说着就哭了：“姑娘，我在这住了十几年，你是第一个问我晚上吃不吃得饱的人。”

那天晚上，小芳在自己的实习日记本上，郑重写下一行字：医病先见人，救人先立魂。

改变的涟漪，甚至荡漾到了千里之外的象牙塔。

李娟将这次的“安居公约”模式，整理成了一篇题为《城市边缘群体自组织管理的实践与可行性报告》，作为社会学课程的结题成果提交。

她的导师看后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基层治理创新样本，破格将其推荐发表在了一份面向高层的学术内参上。

谁也没想到，半个月后，这份内参被送到了教育部一位司长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