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邱科长那场风波之后，方俊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从里到外都冷静了不少。

他开始学着刘建国的样子，每天早到办公室十分钟，把桌椅擦得一尘不染，给科长的茶缸续上热水。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拿到稿子就大刀阔斧地“砍杀”，而是先揣摩，再下笔。遇到拿不准的地方，他会主动向刘建国请教，或者先跟马驰通个气，旁敲侧击地了解一下稿件背后的“人情世故”。

他的红笔，不再是刺刀，渐渐变成了一把精巧的手术刀。他学会了在保留那些“精神”和“灵魂”的同时，巧妙地将文章的“筋骨”理顺，让那些空洞的口号，至少看起来不那么碍眼。

这种改变，让他在机关里的人缘迅速好了起来。来交稿件的干事，不再像防贼一样防着他，有时候还会主动跟他聊上几句，夸他“方干事年轻有为，水平高”。

方俊表面上应付自如，可心里却总觉得不是个滋味。他感觉自己正在变成一个面目模糊的人，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并非本意的事。他常常在夜里想，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那个在战场上敢用身体为炮火定位的方俊，怎么到了这四四方方的办公楼里，就变得如此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了？

这种内心的煎熬，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磨着他的棱角。

而比这更煎熬的，是等待。

那两封寄往上海的信，如同石沉大海，一去就是一个多礼拜，杳无音信。

这一个多礼拜里，方俊每天去传达室取信的时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既盼着回信，又害怕看到回信。他想象过无数种可能：父亲暴跳如雷的斥责，母亲伤心欲绝的哭诉，甚至……张晓雯父母上门吵闹的场景。

可什么都没有。

这种未知，比任何确定的坏消息都更折磨人。就像在战场上，你明明知道敌人就在对面的草丛里，可他就是不开枪，那种等待死亡降临的恐惧，能把一个最勇敢的战士活活逼疯。

就在方俊快要被这种沉默的压力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雷”，终于炸了。

这天下午，政治部的通讯员，突然出现在了宣传科门口。

“请问，方干事在吗？”

“我在。”方俊站起身，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孙主任让你现在去他办公室一趟。”通讯员面无表情地传达了命令。

“现在？”方俊看了看正埋头写材料的刘建国。刘建国也抬起头，眼神里同样闪过一丝诧异。

通常情况下，跨科室找人，都会先通过科长。孙主任直接派通讯员来叫方俊，这本身就极不寻常。

“老刘，主任找小方，你知道是什么事吗？”隔壁办公室有人探过头来，小声问道。

刘建国摇了摇头，然后对方俊使了个眼色，低声嘱咐道：“去了之后，机灵点，少说话，多听。不管主任说什么，都先认下来，别顶撞。”

“是，科长。”方俊心里七上八下，跟着通讯员朝三楼的副主任办公室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