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她们不需要隐蔽了——位置已经基本暴露，关键是速度。

莉泽洛特则开始计算炮击坐标。

她用望远镜测距，结合地图，快速确定关键点的精确位置。

然后写在纸条上，递给索菲。

“先发送浮桥坐标，请求三发急促射。”

“然后发送指挥车坐标，请求六发集火射。”

“间隔二十秒，让炮兵有时间调整。”

索菲点头，手指在电台键钮上快速敲击。

摩尔斯电码的滴答声在阁楼里响起，通过天线传向十五公里外的志愿队指挥部。

三分钟后，第一发试射炮弹落下。

偏差约五十米，打在河岸边的泥滩上，炸起巨大的水柱。

莉泽洛特立刻通过电台修正:“向左五十米，向前三十米。”

第二发。

这次直接命中了浮桥的连接点。

木制桥段被炸成碎片，橡皮艇被气浪掀翻，正在作业的工兵被抛进河里。

“命中！”

索菲忍不住低呼。

但莉泽洛特没有庆祝。

她的瞄准镜死死盯着那辆指挥车。

车里的军官显然意识到了危险，车辆开始启动，试图转移位置。

太迟了。

第三发炮弹落下，没有直接命中，但近失弹的冲击波震碎了装甲车的所有车窗。

车辆猛地刹住。

第四发、第五发、第六发……

六发炮弹在三秒钟内相继落下，以指挥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直径约三十米的死亡圆圈。

爆炸的火光连成一片，黑烟冲天而起。

当烟尘稍微散去时，那辆装甲车已经侧翻在地，车体严重变形，燃起熊熊大火。

没有任何人从里面出来。

索菲停止了呼吸，观察镜死死盯着那个方向。

几秒钟后，她低声说:“指挥体系……瘫痪了。”

对岸的罗马尼亚部队陷入了彻底的混乱。

没有军官站出来阻止，士兵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

有些跳进河里试图游回来，有些躲进工事，有些干脆扔下武器向后方逃跑。

渡河进攻，在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崩溃了。

莉泽洛特慢慢放下步枪。

她的肩膀因为长时间保持射击姿势而酸痛，眼睛因为持续透过瞄准镜观察而干涩。手指因为反复扣动扳机而僵硬。

但任务完成了。

今天，她们击毙了五十一个罗马尼亚军官，瘫痪了一个师级指挥节点，挫败了一次大规模的渡河突破尝试。

代价是位置彻底暴露，备用观察点可能无法再次使用，弹药即将告罄。

还有——她自己内心某些东西的永久改变。

那些在瞄准镜里倒下的人影，那些在记录本上变成数字的生命，那些在扣动扳机前最后一瞬间看到的、隔着七百米距离的、鲜活的面孔。

“记录。”

莉泽洛特说，声音嘶哑，“下午三点二十一分，呼叫炮火覆盖，摧毁敌军前沿指挥所，疑似击毙少将级指挥官一人。”

小主，

“渡河进攻中止。”

索菲认真地写下。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莉泽洛特：“我们今天……杀了很多人。”

这不是疑问，是陈述。

莉泽洛特沉默了很久。

阁楼里的灰尘在斜射的阳光下缓缓飘浮，像无数微小的生命在舞蹈。

远处，河对岸的火焰还在燃烧，黑烟像不祥的旗帜升向秋天的天空。

“嗯。”

她最终只是应了一声。

然后她从背包里取出水壶，喝了一大口。

水是温的，带着金属容器的味道。

但在此刻，这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休息一小时。”

莉泽洛特说，“然后我们要转移，这里不能待了。”

“去哪？”

“回临时指挥部。”

“迈尔同志需要完整的汇报。”

她顿了顿，“而且……我们需要补给。”

索菲点点头，靠着墙坐下，闭上眼睛。

几秒钟后，她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年轻士兵在战场上学会的第一课：抓住任何机会休息。

莉泽洛特没有睡。

她坐在观察位上，步枪横在膝上，眼睛依然望着河对岸。

望着那些燃烧的车辆，那些散落的尸体，那些在恐慌中逃窜的士兵。

她想起林在柏林说过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那么，她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这“暴烈的行动”中最尖锐、最精确、最冷酷的一环。

一把抵在敌人心脏上的匕首。

一颗射穿军官眉心的子弹。

一个在记录本上变成数字的生命。

莉泽洛特伸手进外套内侧口袋，指尖触碰到那条手织围巾粗糙的羊毛纹理。

她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描绘林坐在柏林安全屋里，就着煤油灯的光，一针一针织着这条围巾的样子。

那个总是谈论战略、阶级、历史必然性的男人，手指笨拙地握着织针，为了一个即将上前线的年轻战士，织一条可能永远用不上的围巾。

这矛盾的一切，就是革命吗？

莉泽洛特不知道答案。

她只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她还会趴在这个或那个隐蔽位置，透过瞄准镜观察敌人，计算风速和距离，然后扣动扳机。

因为这是她的选择。

因为这是她的战争。

因为这是她相信的、那个更美好世界的、黑暗而血腥的产道。

远处传来了引擎声——是匈牙利红军为数不多的装甲车，来接应她们撤离。

莉泽洛特最后看了一眼河对岸，然后背起步枪，叫醒索菲。

两人爬下阁楼，走出农舍，走向在树林边缘等待的车辆。

身后，九月的夕阳正缓缓沉入多瑙河以西的地平线，将天空染成血与火交融的颜色。

像极了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