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春耕时节，冀中平原的杨柳青镇，却看不到半点春耕的景象。往日里肥沃的麦田，如今尽数被妖艳的罂粟花覆盖，红的、粉的、白的花瓣在春风里招摇，像是一张张咧开的鬼脸，嘲笑着这片土地上的苦难。

日军的毒化政策，已经深入骨髓。他们不仅在镇上开设烟馆，更是把鸦片当成了控制百姓的工具——种罂粟的，能换一口粗粮；不交鸦片的，直接抓去宪兵队；而那些染上毒瘾的，只要肯为日军卖命，就能得到免费的烟土。

李老栓家的三亩地，也种满了罂粟。他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却不是为了侍弄庄稼，而是给罂粟除草、浇水。看着那些肥硕的罂粟果，他的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以前，这片地里种的是小麦和玉米，金灿灿的麦粒能养活一家人，可现在，这些罪恶的植物，却把乡亲们变成了行尸走肉。

村子里的烟鬼越来越多了。曾经扛着锄头下地的壮汉，如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走路摇摇晃晃，眼神浑浊不堪；曾经纺线织布的妇女，如今蓬头垢面，为了一口鸦片，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甚至连半大的孩子，都学着大人的样子，偷偷抽着劣质的鸦片烟，小脸蜡黄，毫无生气。

村东头的王二柱，就是被鸦片毁了的典型。他以前是村里的好劳力，能扛二百斤的粮食走三里路，娶了个贤惠的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可自从抽上了鸦片，他就像变了个人。先是把家里的耕牛卖了，然后卖了媳妇的嫁妆，最后连儿子的百家锁都当了。媳妇哭着劝他，他就抬手打人，打得媳妇鼻青脸肿。

这天，王二柱毒瘾犯了，浑身抽搐，鼻涕眼泪流了一脸。他翻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连一个铜板都没找到。看着躺在床上饿得直哭的儿子，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狠戾。他知道，镇西头的人贩子，正在收孩子，一个男孩能换二两烟土。

“娃啊，爹对不起你。”王二柱咬着牙，抱起儿子，就往镇西头跑。

媳妇发现后，疯了一样追出来，抱着他的腿哭喊：“二柱！你把儿子放下！那是咱的命根子啊！你不能卖了他！”

王二柱一脚踹开媳妇，红着眼睛嘶吼：“滚开！老子要抽大烟！不抽大烟，老子会死的！”

他抱着儿子，头也不回地跑了。媳妇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声音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听得人心头发酸。

李老栓正好下地回来，看到这一幕，气得浑身发抖。他冲上去，一把拉住王二柱的胳膊：“二柱！你疯了！那是你亲生儿子！你怎么能卖了他换大烟！”

王二柱像是没听见一样，使劲挣脱李老栓的手，嘴里念叨着：“烟土……我要烟土……”

李老栓看着他那双被毒瘾侵蚀得毫无神采的眼睛，心里一阵悲凉。他知道，王二柱已经没救了，鸦片已经把他的魂都勾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