痘疫防治局的设立，如同在沸腾的油锅里投入了一块冰，瞬间压制住了表面激烈的气泡，但油锅本身的滚烫与危险，却丝毫未减。皇帝的旨意将牛痘之法收归国有，名义上是为了“统筹规划”、“稳妥推行”，实则是一场精妙的权力回收与平衡游戏。

开封周王府内，朱橚对那道明褒实贬的旨意，表现出近乎完美的顺从。他每日依旧准时前往编纂局，与那位愈发挑剔的李院判探讨药性，或是埋首于浩繁的典籍之中，校对《救荒本草》的图绘与注疏。对于那场以他的发明为核心、却在远离他的地方轰轰烈烈展开的“防疫大业”，他不置一词，仿佛那真的与他毫无干系。

这份沉静，让奉命监视的王太监和李院判逐渐放松了警惕。在他们发回南京的密报中，周王殿下的形象愈发单薄，只剩下一个“痴迷故纸堆、不通世务”的学者王爷轮廓。

然而，朝廷主导的推广，却远非一帆风顺。痘疫防治局内，太医院、兵部、户部、乃至各地督抚派驻的官员，为了疫苗的分配、人员的派遣、经费的划拨，争吵不休，公文履行，效率低下。第一批南下接种的队伍，尚未出京，就已经因为主副使人选、护卫兵力构成等问题，耽搁了数日。

而更深远的影响，则在朱橚因牛痘之事名声大噪后，悄然显现。

这一日，编纂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约莫四十岁年纪，面容清瘦，目光矍铄，身着半旧儒袍，却自有一股不容忽视的气度。他自称姓方，名孝孺，字希直，乃浙江宁海人士，听闻周王殿下致力于医药典籍编纂，特来拜会请教。

方孝孺！这个名字让朱橚心中微微一动。他知道此人，是当下江南士林中极负盛名的青年才俊，以学问渊博、品行刚直着称，深受大儒宋濂赏识，在清流文官中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只是此人一向专注于理学经义，怎会突然对医药感兴趣？

朱橚不动声色，以礼相待。方孝孺谈吐不凡，对儒家经典信手拈来，但在谈及医药时，却明显透着一股疏离和审视的态度。他更关注的，似乎是朱橚编纂医书的“动机”与“理念”。

“王爷潜心医药，惠泽苍生，其志可嘉。”方孝孺语气恭敬，眼神却锐利，“然孝孺窃以为，医道虽是小术，亦当合乎圣人之理，归于正心诚意之本。若一味追求奇技巧方，恐舍本逐末，甚至偏离大道，堕入旁门左道之境。不知王爷以为然否？”

这番话，看似探讨学术，实则暗藏机锋，隐隐指向那惊世骇俗的“牛痘”之法，质疑其是否符合儒家正统价值观。

朱橚心中了然，看来自己这番“扬名”，不仅引来了权力觊觎，也引来了这些秉持传统理念的士大夫的警惕和审视。他们不在乎这法子能救多少人，更在乎它是否“正确”，是否合乎他们心中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