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岛薄扶林道，香港大学“天舟”实验室的玻璃门在晨光里泛着冷白色。保安室的老黄刚换完班，保温杯里泡着普洱，茶叶还没完全舒展开。

维修工单是早上六点四十五分传到系统里的。老黄盯着屏幕看了三遍——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的抬头，公章扫描件有些模糊但格式没错，事由栏写着“例行硬件巡检与散热系统升级”，批准签章是副署长陈志华的电子签名。附件里还有资产编号和机柜位置图，连安全通道的通行时间都标得清清楚楚。

“今天这么早？”老黄对着对讲机说。

门外传来货梯到达的叮咚声。三个穿深蓝色工装的男人推着带轮子的空机柜站在玻璃门外。领头的是个女人，工装在她身上显得有些宽大，帽子压得很低，露出来的鬓角头发染成了灰蓝色。

“政府保养。”她把平板电脑贴到玻璃上，屏幕上滚动着动态二维码。

老黄用扫描枪扫了一下，系统自动跳转到政府资产维护平台。页面加载得很慢，转了三圈才显示验证通过。背景里，港府那个紫荆花徽标的水印淡得几乎看不见。

“要多久？”老黄按下开门按钮，液压门嘶一声向两侧滑开。

“看情况，两三个钟头吧。”女人声音很平，没什么起伏，“四十二U的机柜，光拆装就要时间。”

他们推着空机柜进去，橡胶轮子在抛光瓷砖上留下浅浅的湿痕。外面下着小雨，香港五月清晨的雨细得像雾，工装肩头有一小块颜色变深了。

实验室在走廊尽头，需要再刷一道门禁。女人从胸前口袋掏出一张卡——淡金色的卡片，边缘已经开始磨损。她在感应区贴了三秒，绿灯才亮。老黄从监控里看着他们进去，低头喝了口茶，茶叶梗竖在杯底。

天舟实验室的主机区有十二个机柜，像黑色的墓碑一样整齐排列。冷气开得很足，女人呵出的气在空气里凝成一小团白雾。她径直走向第七号机柜，玻璃门里的指示灯正规律地闪烁，绿色、黄色、绿色。

“就这个。”她对身后两个人说。

那两个男人动作很熟练，一个从工具包里抽出理线器，另一个开始拔光纤。蓝色的光纤像蛇一样从接口里滑出来，在冷光下泛着虹彩。女人则走到机柜背面，蹲下去看电源插排。她的手指在插头附近停留了几秒，没有碰。

“散热先停掉。”她说。

其中一个男人按下机柜侧面的红色按钮，散热风扇的嗡鸣声逐渐低落下去，最后只剩下服务器硬盘那种细微的喀嗒声，像钟表在走。

他们把空机柜推过来，和七号柜并排。女人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很普通的银色钥匙，插进机柜侧面的锁孔。锁舌弹开的声音在安静的机房里有回音。她拉开门，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黑色服务器，每一台都贴着资产标签，标签上的条形码在灯光下反光。

“搬。”

两个男人开始拆卸固定螺丝。服务器是用导轨安装在机柜里的，松开卡扣就能整个拉出来。第一台服务器被抽出来时，女人伸手托住了底部。很重，她小臂的肌肉绷紧了。

“小心点，”她说，“一台七十万。”

这是“天舟”的报价。实际上这批服务器是三年前采购的，按政府资产折旧条例，每年折百分之二十，现在账面价值每台大概三十万左右。但系统里记录的是原值，所以当资产状态从“在用”变成“调拨中”时，折旧计提会自动生成一笔七十万的账面扣除。

女人不知道这些。她只关心硬盘里的东西。

第一台服务器被平移放进空机柜，导轨咬合时发出清脆的咔哒声。接着是第二台，第三台。整个七号机柜有十六台服务器，全部搬完用了二十分钟。空机柜现在装满了，原来的七号柜只剩下黑色的导轨骨架，像鱼刺。

“线。”女人说。

光纤重新接上，电源插头插回PDU。她按下启动按钮，服务器前面板的指示灯依次亮起：电源绿、硬盘黄、网络蓝。自检程序在跑，屏幕上滚过一行行白色代码。

“系统正常。”一个男人看着手提电脑上的监控界面。

女人点头，把机柜门重新锁上。钥匙拔出来时，锁芯弹簧发出很轻的嘣一声。

他们推着满载的机柜往外走。轮子承重后压得很低，在瓷砖上留下更深的湿痕。走廊很长，头顶的日光灯管有些频闪，影子时深时浅。

老黄还在保安室喝茶。看见他们出来，他抬了抬下巴：“搞定了？”

“嗯。”女人把平板递过去，“签个字。”

老黄在签收栏用触控笔划了个歪歪扭扭的名字——黄大文。系统自动上传，页面转了一圈显示“提交成功”。他瞥了眼机柜，服务器指示灯透过玻璃门闪着光，和进去时没什么两样。

“下次提前讲嘛，”老黄说，“突然来，我都没准备登记簿。”

女人没接话，只是推着机柜往货梯走。货梯门开了，里面是那种老式的铁栅栏门，拉动时哗啦哗啦响。他们把机柜推进去，女人最后进去，转身按了地下一层的按钮。

小主，

铁门合上，电梯开始下降。

就在电梯下降的两分钟里，政府资产管理系统后台自动生成了三笔记录。第一笔是“天舟实验室07号机柜资产状态变更”，第二笔是“计提折旧-服务器组”，第三笔是“年度维护费用结算”。数字跳出来：港币七十万整。

电梯到了B1。门外是装卸区，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倒车停在那里，尾门敞开，里面已经有两台类似的机柜。司机在驾驶座上玩手机，看见他们出来，才收起手机跳下车。

“这么顺利？”司机问。

女人没理他，指挥着把机柜推上车厢。滑轮卡进货车地板上的固定槽，男人用绑带把机柜捆紧，带扣拉死时发出皮革摩擦的吱嘎声。

货车门关上。女人坐上副驾驶，摘掉帽子，灰蓝色的头发散下来。她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眼睛很亮，眼角有浅浅的纹路，像是经常眯眼。

“去码头。”她说。

货车发动，从港大的后门驶出去。雨下大了，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划出两个扇形。后视镜里，港大的红砖建筑在雨幕里逐渐模糊。

保安室的老黄这时才想起什么，拿起电话拨给实验室的值班员。电话响了八声才有人接，声音带着睡意。

“陈博士？刚是不是有政府的人来维护服务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什么维护？今天没有预约啊。”

老黄手里的保温杯晃了一下，茶水洒在登记簿上，普洱的深褐色在纸面晕开。

王平安今天选择骑单车，单车是八十年代产的凤凰牌，二十八寸，钢架上的黑漆已经斑驳，露出底下锈红的底色。车头挂着一个铁篮子，篮子里放着牛皮纸文件袋，袋口用棉绳缠了两圈。

他沿着薄扶林道往下骑。早晨七点十五分，上班的车流还没涌上来，但已经有巴士在站台停靠，双层巴士的红色车身在晨光里很醒目。王平安骑车贴着路边，白衬衫的袖子挽到手肘，露出小臂。汗水把衬衫后背洇湿了一小块，贴在肩胛骨之间。

单车没有变速器，上坡时他很吃力地站起来蹬，链条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下坡时就轻松些，风把衬衫吹得鼓起来，像帆。

港大的正门就在前面。保安已经接到通知，电动闸门开着，但两个穿着制服的校警站在两侧。王平安骑车直接进去，校警抬手敬礼，他点头回应，没下车。

校园里很安静，只有几个晨跑的学生擦肩而过。王平安的单车轮胎压在柏油路上，发出那种细微的沙沙声。他骑到李兆基楼，把单车往墙边一靠，锁都没锁——那锁早就坏了，就是个摆设。

实验室在五楼。电梯上行时，王平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五十出头，头发白了一半，梳得很整齐但有几根不服帖地翘着。眼袋很重，像是没睡好。他整了整衬衫领子，电梯门开了。

走廊里已经站了四五个人。穿白大褂的是实验室的研究员，两个穿西装的是校方行政，还有一个警务处的联络员，年轻，肩章是一粒花。

“王Sir。”联络员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