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林杰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反复思量，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桌上，摊开着国家卫健委那份印制精美的“数字健康”专项构想方案，旁边，则是他这几个月整理的厚厚几大本信访笔记和基层风险分析。

去北京，意味着远离江东的是非，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施展才华，个人前途一片光明。

这几乎是所有身处他这般困境的官员，都会做出的“明智”选择。

张哲乐见其成，甚至可能已经在心里盘算着等他走后，如何进一步“优化”委里的班子和路线。

可是，他一闭上眼，脑海里浮现的，不是北京长安街的繁华，而是南华市那个拉着他的手、含泪说“林主任是好人”的老太太；是清源县医院那些因为他带来的变革而眼神重新焕发光彩的年轻医生；是信访材料里那些字字泣血、对“看病贵、看病难”的控诉；是张哲那套“稳中求进”背后，对既得利益的妥协和对改革锐气的消磨。

他走了，分级诊疗刚刚点燃的星星之火，会不会被轻易扑灭？

药品集采好不容易压下去的虚高药价，会不会再次反弹？

那些因为他而受益的基层百姓，会不会再次陷入困境？

张哲会把他留下的一切痕迹，都当作“激进”、“冒进”的证明，加以“修正”和“拨乱反正”。

他多年的心血，可能就此付诸东流。

这不是他个人的荣辱问题，这是关乎无数人切身利益、关乎他坚信的医改方向能否坚持下去的问题。

第三天晚上，苏琳做好了一桌他爱吃的菜，试图再次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