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火微晃，我正批阅着三州纸坊的报单。书办官立于案侧，指尖沾墨，在册上勾出江州与汉中两地未达产额之处。

“柴薪不足，匠人短缺。”他低声禀道，“成都一地尚可维持日出千张，另两处每日仅得六百，十万张配额恐难如期交付。”

我放下笔，目光停在“江州缺柴”四字上。千渠工程已近尾声，余下民夫尚在归乡途中，正可调度。

“即刻传令。”我说，“抽调五百人专司伐薪运柴，军屯柴场开放三月，烧砖缓行。另命陈良从驿站调派快马，将成都熟手工匠送往两地，每名配驿卒二人，五日内务必到位。”

书办官应声欲退。

我又道：“新纸优先北线。北方五道驿站文书不得断档，若有延误，追责到工坊主事。”

他躬身退出，脚步未远，陈良已自外入。袍角带尘，显然是刚从城外驿点归来。

“先生。”他递上一卷纸，“这是汉中新送来的试纸，用新方所制，尚未大批印行。”

我接过展开。纸色泛黄，厚薄已有准绳，指腹摩过，无毛刺，亦不渗墨。提笔蘸浓墨，在其上写下“扫盲”二字，吹干，揉作一团，再摊开——字迹清晰，纸面虽皱，却未破裂。

“可用。”我点头，“准予量产。首批十万册《百姓识字册》交印书坊，按《千字文》精编，配图注音，以反切法标读。”

陈良记下，忽有迟疑：“此册若发至各乡，谁来教？”

“寒门子弟。”我说，“科举新录百人，皆清贫出身，不受士族牵制。每人派驻一乡，称‘扫盲教谕’，俸禄由丞相府直发。”

陈良颔首，又问：“若地方官敷衍，只挂牌不办学堂呢？”

我站起身，走到墙边舆图前。图上驿路如网，红线已延至边境。手指划过巴郡、犍为、广汉诸地。

“设硬令。”我说，“每乡必设一所学堂，少一乡，主官考评降等；两年不改，免职查办。”

陈良眼中微动。

我继续道：“另设激励——百姓每脱盲一人，奖粮一斗，从地方节余赋税中支取。教会三人者，授‘启蒙牌’，可换铁锄或水车零件。”

他低头疾书，笔尖沙沙作响。

“还有一事。”我说，“教材不可手抄。错一字，误一村。启用活字印刷术，成都设印书坊，日夜赶印。每册成本压至三文以内。”

陈良抬头：“若士族阻挠？”

“他们怕的不是百姓不识字。”我落座文案之后，“是怕百姓识了字，能读减税告示，能看粮价公示，能算自家账目。从此不再任人哄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