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在第三天晚上打了那个电话。不是因为他相信韩景云，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了。方明远已经在牢里关了二十天，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还活着还是已经死了。组织上在想办法，但办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想出来的，而方明远的时间在以天为单位往下掉。

电话那头响了三声就接了。不是韩景云的声音，是一个年轻男人的，说了一句“喂”，没有报名字。陈默说“我找韩先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是一阵脚步声，然后是韩景云的声音——“陈先生，考虑好了？”

“考虑好了。我答应你。但我有条件。”

“说。”

“第一，营救行动必须由我参与。我不在后方等消息。第二，方明远救出来之后，我要见他。第三，”他停了一下，“如果行动失败，你不欠我，我不欠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韩景云的声音再次响起来的时候，比刚才低了一些。“好。三天后行动。南京。具体的安排，有人会联系你。”电话挂了，嘟嘟嘟的声音在耳边响着。

三天。

陈默放下话筒，在电话机前站了一会儿。窗外的法租界和每天一样，梧桐树叶子绿得发黑，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他把话筒放好，转身走进了屋里。

接下来的三天，陈默照常上班，照常翻译文件，照常在走廊里遇到佐藤时点头微笑。没有人知道他在准备什么。他请了两天假，理由是“身体不适，需要休息”。山本批了，没有多问。河野的办公室门还是关着的，中村幸子来送过几次文件，放下就走了，不多说一个字。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秦雪宁帮他收拾行李。东西不多，换洗衣服，一把手枪，两个弹匣，几张假证件，一沓钞票。她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放进皮箱里，摆得整整齐齐，像在布置一个小型的展览。

“你确定要去？”她问。

“确定。”

秦雪宁没有再说。她把皮箱合上，扣好锁，放在门口。

四月二十八日，南京。

陈默是在傍晚到的。火车晚点了两个小时，到站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南京站的月台上人不多，几个扛着行李的旅客缩着脖子往出口走。他提着皮箱走出站口，叫了一辆黄包车，说了中华门附近的一个地址。车子在夜色中穿行，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车夫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淡。

接头地点在中华门外的一家小旅馆，门面夹在一家当铺和一家杂货店之间，招牌上写着“平安旅社”四个字，漆皮剥落了大半。陈默推门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穿灰棉袄的老头，戴着老花镜在补袜子，头都没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