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业的工人读完纸条烧掉，开始收拾行李。

他没有什么行李。几件衣服，一个水壶，一本翻烂的小册子。

他把小册子塞进内衣口袋，锁上门，把钥匙放在门口的信箱里，然后走向车站。

他不知道凯恩在哪里，也不需要知道。他只要按照小册子上的指引往南走，往人少的地方走，就会奔向新世界。

大阪西成区，三角公园。日雇劳工聚集的长椅旁，多了一叠手抄的路线图。

不是地图，是没有标记的、只有方向和距离的、像盲文一样凹凸不平的纸。

这些路线图是离开的人留下的，它们被一张一张拿走了，像冬天的面包。

福冈，博多，那家二手书店。

吉田坐在柜台后面，把一本一本的小册子递给不断走进来的人。不收钱，不问姓名，不记数量。

人来了，拿了，走了。有人低头鞠了一躬，有人什么都没说，有人哭了。

吉田不劝也不问。他只是递，然后看着那些背影消失在灰蒙蒙的街道尽头。

消失的人数，从每天几十人，涨到几百人，涨到上千人。

他们退租，辞职，注销保险，把最后一点积蓄寄给自己认为亲近的有需要的人。

然后，消失了。

警视厅注意到这个趋势是在第七天。

统计数字摆在案头，能遮挡住坐在桌子后面的人。

负责统计的官员换了一种算法，把“自然减员”、“正常流动”、“经济迁移”都排除，只留下那些“无理由、无目的、无踪迹”的消失。然后数字开始以指数级增长。

第十天，东京，警视厅。

安全部长把一叠报告摔在桌上，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动什么。

“这不是人口流动。这是……人间蒸发。”

没有人接话。他们都知道。但没有人敢说。

说了，就要面对那个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

他们去了哪里？

第十八天，法务省。

一份绝密报告被送到大臣的办公桌上。

报告没有结论，只有数据。最后一页是一行手写的批注：

“若不采取有效行动，预计三个月内将再流失五万人。”

大臣看完，把报告锁进抽屉，没有批阅，没有批示。他怕白纸黑字落下去，就成了自己的责任。

但有人不怕。一个穿深色西装、没有名牌、没有职务的男人，在某个深夜走进了大臣的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