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约瑟夫·戈培尔所筹划的“真相回声”行动，其最具战略毒性的部分，并非针对西方或中立国舆论，而是旨在渗透、瓦解苏俄控制区内部，特别是前线红军士兵的士气与信念。通过秘密设立在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功率强大的伪装电台。

利用夜晚大气层条件利于远距离传播的时段，以俄语和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反复播送那些关于后方饥荒、干部特权、虐待士兵以及战争无意义性的故事。

同时，改装后的“天鸢”轰炸机在夜间执行“传单抛撒任务”，将数以万计印有类似内容、配有简单插图的传单，空投到苏军战线后方。此外，通过边境走私网络和策反的中间人，少量印刷精美、内容更具煽动性的小册子也开始在红军士兵中隐秘流传。

尽管苏军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发动了强力反制，斥责这些为“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谣言”、“瓦解军心的毒药”，并加强了阵地上的收音机管控和传单收缴。

但在物资极端匮乏、伤亡持续不断、对家乡亲人境况充满忧虑的士兵群体中，怀疑和不满的种子一旦被撒下，便可能在严寒、疲惫和恐惧的土壤中悄然萌芽。士兵们或许不会公开谈论，但那些耳语和传闻，会在等待进攻的寒冷战壕里、在共同分食一碗稀薄菜汤时、在凝视远方家乡方向的目光中，无声地传播发酵。

次年1月2日，柏林，威廉大街帝国宣传部。

一份来自“东方集团军群”反情报部门的加急简报被送至戈培尔的办公桌。简报摘要提及，在过去一周内，前线部队审讯抓获的十余名苏军逃兵中，超过半数在供词里提到了曾听闻关于“军官吃得饱，士兵饿肚子”或“政委把士兵当牲口”之类的传言，并承认这些传闻“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有时会想为什么而战”。

尽管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些传言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逃亡或抗命，但报告认为，其对士气的“潜在腐蚀作用”和“长期心理影响”“不容忽视”。

戈培尔博士仔细阅读着简报，苍白瘦削的脸上，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近乎艺术家完成一件满意作品时的、冰冷而锐利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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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二月中旬奉皇帝谕令转入战略防御与战线巩固以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周围近二百公里的弧形战线上，大规模、高强度的突击与反突击已基本停止，但零星的交火、侦察与反侦察、炮击与袭扰从未中断。

苏军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和防御重组后，从十二月底开始，似乎调整了策略，转而发动了一系列目的明确、规模有限的营、团级战术行动：

或是利用夜色和不良天气进行试探性进攻，以摸清德军防线的薄弱环节和火力配系；或是集中炮兵和迫击炮火力，对德军重要指挥所、观测点、物资集散地进行短促而猛烈的急袭。

或是派遣精锐小分队渗透德军前沿，进行破坏、捕俘和布置工作。这种战术转变的目标，不再是追求决定性的突破，而是旨在通过持续不断的压力，消耗德军的兵力、物资，特别是其士兵的神经和体力，阻止其安然休整并可能为未来的新攻势积蓄力量。

埃尔温·隆美尔少将负责的城南防区，因其之前突击最深，形成的战线突出部最明显，且地形混杂了城市边缘废墟、小型工厂区、铁路编组站残骸以及部分相对开阔的河滩地，成为了苏军这种“袭扰消耗战”的重点照顾区域。

过去的一周，他的第25装甲掷弹兵团和第7装甲团一部，共计击退了四次连级以上规模的夜袭，挫败了数十次小股渗透企图，并几乎每夜都要应对迫击炮和野战炮的间歇性骚扰射击。

伤亡数字虽然较之前大规模攻坚时显着下降，但仍在持续增加，且多为冷枪冷炮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以及夜间近战带来的损失，每一次损失，都在不断削弱着这支早已疲惫不堪的部队的战斗力和韧性。

此刻，隆美尔站在一处由半截混凝土水塔加固改造而成的营级前进观察所内。室内弥漫着烟草、汗湿羊毛和机油的气味。

透过观测窗上为了防狙击而留出的狭窄缝隙，他凝视着外面那片被反复炮火耕耘、覆盖着肮脏积雪、弹坑密布、点缀着扭曲金属和焦黑木桩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