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着摊在桌上那张早已过时且被铅笔反复涂抹得模糊不清的城区地图，沉默得像一尊石像，他曾经是沙皇军队的一名上尉，革命后转向了布尔什维克。

“沙图诺夫同志，我们必须立刻想办法，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安德烈耶夫走到他身边，语气沉重得如同铅块。

“战士们的士气正在下滑。不仅仅是敌人的炮火，饥饿和寒冷同样是可怕的敌人。粮食配给一减再减，很多战士只能靠稀粥和一点点冻硬的面包度日。”

“托洛茨基同志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是明确且不容置疑的彼尔姆必须守住！不惜任何代价！但是……眼前的代价，已经快超出部队的承受极限了。”

沙图诺夫终于抬起头，这位经历过大战和革命动荡的军官，脸上带着一种深切的、源自现实的疲惫和无奈：

“安德烈耶夫政委，我，以及师指挥部的所有成员，都不惧怕牺牲，但是，继续这样毫无意义地消耗下去，我们整个师都可能被一点点磨光在白军优势火力和这座废墟城市里。”

“您也看到了，白军得到了德国人的技术支持，他们的炮火准备一次比一次猛烈，那几辆偶尔出现的德国A7V坦克和‘野狼’虽然数量不多，但每次出现在前沿，都给我们缺乏反坦克武器的步兵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惨重伤亡……”

“没有‘但是’！”安德烈耶夫猛地打断他，语气瞬间变得极其强硬，眼中闪烁着坚定的、不容置疑的光芒。

“革命正处在最危急的关头！东线的失败将动摇整个苏维埃政权的根基！任何形式的动摇退却思想，哪怕是仅仅存在于脑海中，都是对革命的背叛，必须被彻底地清除！”

“我要求你，沙图诺夫同志，立刻向各团、营级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下达死命令：加强战场纪律，强化对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务必稳定住部队情绪！”

“同时，立刻着手组织敢死突击队，配备师里最后储备的弹药和手榴弹，在午夜时分，对当面的白军阵地发起一次坚决的反冲击！绝不能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个夜晚，必须把战斗的主动权夺回来！”

沙图诺夫看着安德烈耶夫那双因为极度缺乏睡眠和巨大压力而显得有些狂热的眼睛，知道任何基于军事现实的劝谏在此时都是徒劳的。

他喉咙动了动，最终将所有的话咽了回去，只是默默地、沉重地点了点头。然而，在他内心深处，一个冰冷的声音在回响：

这种纯粹依靠高压和牺牲精神维持的防线，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当最后一滴血也流干的时候，又该怎么办？

1919年10月28日，深夜，白军战线后方，距离彼尔姆约十五公里，通往喀山方向的茂密针叶林。

凛冽的寒风卷着越来越密集的雪花，在漆黑一片的森林中疯狂呼啸，吹得光秃秃的树枝发出鬼哭般的声响。

地面上的积雪已经没过膝盖，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一小队人影，大约七八个，正排成一列纵队，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及膝的积雪中拼命向前跋涉。

他们身上穿着破烂不堪、沾满泥雪的白色冬季伪装服，肩上没有背负步枪，只有少数人腰间别着刺刀或手枪他们离开阵地时，大多把沉重的步枪扔在了堑壕里。

领头的人，正是那个对战争充满绝望的列兵谢尔盖·伊万诺夫。

“快……快点……跟上……离开那该死的鬼地方越远越好……”谢尔盖一边用胳膊挡开低垂的、挂满冰凌的树枝，一边喘着粗重的白气，对身后模糊的人影低声催促道。

他的脸上混杂着逃离战场的恐惧、对未来的迷茫，以及一丝挣脱了死亡束缚后的、病态的兴奋。

“谢尔盖……我们……我们真的能成功吗？能活着回到后方？”

一个跟在他身后、声音稚嫩的士兵米沙颤抖着问，他的牙齿因为寒冷和害怕而不停地打颤。

“我听说……哥萨克巡逻队就在这片林子外面活动……要是被他们抓住……我们会被当成逃兵，直接用马刀砍掉脑袋的！”

“闭上你的嘴，米沙！”另一个年纪稍大、脸上有一道疤痕的逃兵压低声音，恶狠狠地低吼道。

“留在阵地上难道就不是死路一条？不是被冻成冰棍，就是饿得皮包骨头，或者不知道哪天就被红军的炮弹炸成碎片！跟着谢尔盖走，还有一线生机！他认得这片林子，他说知道有条猎人小路能绕过白军的主要检查站和岗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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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等人，仅仅是白军第5西伯利亚步兵团乃至整个东线白军部队中，今夜发生的众多起逃亡事件中的一个缩影。

持续的战斗消耗、恶劣到极致的生存条件、遥遥无期的胜利希望以及对死亡的原始恐惧，最终压垮了沙皇和祖国抽象概念所维系的那点纪律和忠诚。

像谢尔盖这样的逃兵，正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出现，他们或单独行动，或三三两两结伴，更多的是像现在这样，由一两个胆大或有经验的士兵领头。

趁着夜色或恶劣天气以及前线指挥体系的混乱，成小股地逃离战壕，向着他们想象中的相对安全且能获得食物的后方溃散。

然而，通往“自由”的道路布满了荆棘和死亡。并非所有逃亡都能成功。

就在同一夜，在另一条靠近通往喀山铁路线的方向上，一伙来自不同的溃散单位约二十人的逃兵不幸撞上了一支忠于沙皇的正在执行巡逻和封锁任务的哥萨克骑兵小队。

短暂的战斗在雪地上爆发。逃兵们缺乏组织和重武器，在哥萨克骑兵凶悍的马刀冲锋和精准的骑射面前迅速崩溃。

战斗结束后，所有被抓获的逃兵，无论投降与否，都被哥萨克人就地残忍地处决，他们的头颅被野蛮地砍下，悬挂在铁路沿线光秃秃的树干上，作为对后来者的血腥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