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政策研究室那间狭小却安静的宿舍，已是傍晚。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在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将那个塞满了笔记和数据的帆布包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桌上，仿佛它是什么易碎的珍宝，又或者说，里面装着的是会灼伤人的炭火。

我没有立刻开灯，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去打水洗漱，只是静静地坐在床沿，望着窗外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省城的夜晚是喧嚣而明亮的，与清河县那种被厚重黑暗包裹、只有零星煤油灯闪烁的寂静截然不同。可此刻，这片繁华的灯光却照不进我心底那片被现实阴影笼罩的区域。

老支书那双布满老茧、紧紧握住我的手；张大柱提到“摊派”时那混浊眼底一闪而过的泪光；还有那个叫狗娃的孩子，因为五十块钱学杂费而辍学，每天在山坡上追逐那几只瘦骨嶙峋的山羊……这些画面，如同用烧红的烙铁，一帧一帧地，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烫得我心口发疼。

肚子里传来一阵饥饿的绞痛，我才想起从中午到现在颗粒未进。下意识地伸手去摸口袋，掏出来的却不是在清河县乡亲们硬塞给我的、还带着体温的煮鸡蛋，而是半包在火车站买的、已经有些受潮的廉价饼干。

我机械地嚼着干涩的饼干，味同嚼蜡。喉咙干得发紧，需要就着大量凉白开才能勉强咽下。然而，比身体更饥渴的，是我的内心。一种强烈的、不吐不快的冲动，像地壳下奔涌的岩浆，在我胸腔里左冲右突，寻找着喷发的出口。

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

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也不是为了所谓的“政绩”。仅仅是为了那些信任而又无助的眼神，为了那份沉甸甸的、压在心头几乎让我喘不过气的真实。

“笃笃笃——”敲门声响起，打断了我的思绪。

“致远，在吗？吃过了没？”是同事老张的声音，带着他惯有的、那种机关里修炼出来的温和与关切。

我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起身开门。老张端着个搪瓷缸子站在门外，笑眯眯的。

“张哥，还没呢，刚回来。”我侧身让他进来。

“我就猜你没吃。喏，食堂晚上包的包子，猪肉白菜馅儿的，给你带了两个，还热乎着。”老张把缸子递过来，一股面食和油荤的香气扑面而来。

若是平时，我定会感激地接过来大快朵颐。但此刻，这熟悉的香味却让我莫名地感到一阵不适，甚至有些反胃。我想起了在李家洼村，老支书家那顿晚饭，唯一的荤菜是一小碟咸肉，老支书还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说他牙口不好，吃不动。

“谢谢张哥，”我接过缸子，放在桌上，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我……我等下吃。”

老张也没在意，自顾自地在屋里唯一一把木椅子上坐下，掏出烟盒，递给我一支。我摆手谢绝了。

“调研怎么样？下去一圈，感受颇深吧？”老张点燃香烟，美美地吸了一口，吐着烟圈问道。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程式化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