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大一的农村学生小声说：“看着那些被倒掉的饭菜，我就想起家里有时候还吃不饱。”

这篇报道我写得很用心，不仅写了浪费的现象，还算了笔经济账，更写了不同学生的态度。

交稿后的第三天，结果出来了。我和沈清薇被录用，赵瑞龙落选了。

“怎么可能？”赵瑞龙难以置信，“我采访的是校长啊！”

李志强副主任找他谈话：“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但过于官方了。记者需要的是平民视角。”

实习第一天，我和沈清薇被分到社会部。带我的老师姓王，是个头发花白的老记者。

“小林，记者的第一课是什么？”王老师问我。

“真实？”

“不，”他摇摇头，“是良知。没有良知的记者，比刽子手更可怕。”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城郊结合部的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

坐着破旧的公交车，我们来到城乡结合部。这里的环境让我震惊：低矮的棚户区，泥泞的道路，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这些孩子大多数都没学上，”当地的一个社工告诉我们，“公立学校要户籍，私立学校学费太贵。”

我采访了一个叫小芳的女孩。她十岁了，还没进过学校。

“我想读书，”她睁着大眼睛说，“可是爸爸说家里没钱。”

沈清薇采访了一个在垃圾堆里捡破烂的男孩。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一个新书包”。

回到报社，我含着眼泪写完了这篇报道。王老师看完后，沉默了很久。

“写得很好，”他终于说，“但是发不了。”

“为什么？”我不解。

“太沉重了，”他叹了口气，“报纸需要正能量。”

最后，这篇报道被改头换面，变成了《社会各界关爱农民工子女》，重点写了几所民办学校提供的助学名额。

我看着被修改得面目全全的稿件，心里很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