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春，四月。

上海外滩，黄浦江的潮水正在上涨。

沈知意站在江边，看着浑浊的江水拍打着防洪墙。三十二岁的女人，穿着浅灰色的旗袍，外面套着针织开衫，头发在脑后挽成简单的发髻。时光在她身上留下了优雅的痕迹，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神依旧清明。战争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但没夺走她的沉静。

杜清晏站在她身边，穿着半旧的西装，手里拿着份报纸。三十四岁的男人，比战前瘦了些，但背挺得很直。眼镜换了一副，镜片后的眼睛依然专注。

他们在等第三个人。

“船应该快到了。”杜清晏看了看怀表，“从武汉来的客轮，一般是下午三点靠十六铺码头。”

现在是两点四十分。沈知意点点头，没说话。她的目光投向江对岸的浦东，那里还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和农田，但在晨雾中，隐约能看到一些新建的厂房烟囱。

战争结束了八个月，这座城市的伤痕正在缓慢愈合。

去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乐山时，沈知意和杜清晏正在江边散步。远处武大校园里突然爆发出欢呼声，然后是锣鼓声、鞭炮声。他们站在那里，听着那些声音，很久没有动。杜清晏握住她的手，握得很紧。

“他活下来了。”杜清晏说。

“嗯。”沈知意感觉到自己手心在出汗，“他答应过的。”

那天晚上，他们给徐砚深写信。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不知道他在哪里，但信还是要写。杜清晏写了很多，沈知意只在末尾加了一行字：“战争结束了，等你回来。”

信寄出去了，像投入大海的石子。

直到今年二月，他们准备离开乐山回上海时，才收到徐砚深从南京发来的电报：“四月十五日抵沪，十六铺码头接。砚深。”

现在，他们站在外滩，等待兑现九年前的约定。

“看那边。”杜清晏指向江面。

一艘客轮正缓缓驶向码头，烟囱冒着浓烟。船身上漆着“江安轮”三个字。

沈知意的心跳加快了。她整理了一下衣襟，其实没什么好整理的，但她需要做点什么。杜清晏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心很暖。

客轮靠岸了。跳板放下，乘客开始下船。

沈知意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下船的人越来越少。

“他会不会没赶上这班船？”杜清晏轻声问。

“不会。”沈知意说，“他说会来，就一定会来。”

就在这时，她看到了他。

从船舱里最后走出来的人，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提着一个旧皮箱。三十六岁的男人，本该正当盛年，却已头发花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走路时左腿明显不太利索。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比岁月本身更深刻。他不再是那个挺拔的军官，而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过早沧桑的人。

徐砚深。

他也看到了他们。他停下脚步，站在跳板末端，看着他们。有那么几秒钟，三个人就那样隔着人群对视。

然后，徐砚深走下跳板，朝他们走来。他的步伐很慢，每一步都看得出腿上的旧伤在疼痛。但他走得很稳，眼睛一直看着他们。

走到面前时，他放下皮箱，站定。

“知意，清晏。”他的声音比三年前更沙哑了。

沈知意想说什么，但喉咙发紧。她看着眼前的徐砚深——战争彻底重塑了他。她才三十二岁，他三十六岁，本该都是人生最好的年纪，却都已历尽沧桑。

杜清晏先伸出手，握住徐砚深的手：“欢迎回来。”

徐砚深握了握他的手，然后看向沈知意。他伸出手，不是握手，而是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臂：“我回来了。”

就这三个字。沈知意的眼泪突然涌了上来。她咬住嘴唇，用力点头。

“我们先回家。”杜清晏提起皮箱。

徐砚深在上海的房子还在。法租界霞飞路上的一栋老式里弄房子。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占用过，去年才收回。他们走进弄堂时，几个邻居从窗口探头看。

“徐先生回来了？”

“那两位是谁？”

“听说是朋友，战时一起经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