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确立“战时计划经济”体制。最高统帅部有权对全联盟范围内的所有生产资料、战略物资、能源、粮食、金融体系实行无条件征用、调配和管制。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都必须优先服务于战争需求。私人财产权在必要时须为战争让路，联盟将给予补偿，但不再具有绝对性。

第五条：信息与舆论的最终管控。

最高统帅部拥有对全联盟所有信息传播渠道的最终审查权和引导权。出于稳定民心、保障军事机密、对抗敌方心理战的需要，可实施必要的新闻管制和信息屏蔽。宣扬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分裂主义等危害抗战的言论，将被视为严重犯罪。

第六条：特殊状态下的人权与自由限缩。

法案明确宣布，在战争特别状态期间，为保障整体安全与胜利，公民的部分权利与自由将受到必要限缩，包括但不限于迁徙自由、集会自由、隐私权等。联盟有权实施宵禁、物资配给、人员调动、乃至必要的隔离与审查措施。

当这些条款被逐条宣读时，会场内鸦雀无声。每一位议员都明白，这些条款意味着联盟将从一个代议制民主联盟，转变为一个高度集权的战时体制，其权力集中程度，在人类历史上也属罕见。

短暂的沉寂后，争议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一位来自北欧地区的老议员颤巍巍地站起身，脸上充满了忧虑：“议长先生，诸位同仁！我理解战争的紧迫性，也支持必要的权力集中。但此法授予最高统帅部的权力……是否过于绝对？缺乏有效的制约，权力是否会……失控？我们是否在击败外敌的同时，亲手埋葬了我们所珍视的自由与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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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言代表了一部分议员，尤其是来自旧西方民主国家区域的议员内心的隐忧。

然而，立刻有来自前线军区代表的议员激动地反驳：“失控？比起被帝国灭亡，文明的彻底消失，暂时的权力集中算什么？！火星轨道上，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用生命去争取时间！后方却还在为所谓的‘制约’扯皮！‘新黎明’的教训还不够吗？就是因为权力不够集中，反应不够快，才让那些蛀虫差点毁了我们的防线！我支持此法！现在是生死存亡之秋，不是温良恭俭让的时候！”

一位来自亚洲地区的议员则相对理性地分析：“此法并非废除法治，而是建立一套适应极端状态的战时法治。它明确了权力归属和责任主体，避免了混乱和推诿。至于制约……我认为，最大的制约来自于我们共同的敌人，以及……王也道君本人。他的力量与境界，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凡俗制度的保障。”

提到王也，会场再次陷入一种复杂的沉默。的确，这部法律的基石，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王也这个超越常理的存在之上。他的个人威望、无上力量以及对文明的责任感，是这套极度集权体制能够被多数人接受的心理基础。没有人相信，一个能够只手撼动星辰、并屡次拯救文明于危难的存在，会贪恋世俗的权柄。他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恐惧。

瓦西里耶夫元帅作为军方最高代表之一，也发表了简短而有力的讲话：“我代表全球防御司令部，全力支持《特别状态法》。军队需要清晰、高效的指挥链条，国家需要统一的意志和步伐。此法，是赢得战争的必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