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办与社区居委会从未与学校对接过关于林思琪的居家教育情况。网格员走访时,只是在门外远远地张望了一下,随意地询问了几句邻居,并未真正入户了解实际情况。”
程望的声音里透着失望:“社区内部没有建立与学校的联动机制,对于学校传达的停学信息,社区系统毫无察觉,导致信息完全断档。就这样,他们一次次错过发现孩子可能面临危险的机会,孩子在绝望中挣扎,他们却浑然不知。”
第四节点,是全体沉默的人——邻居、路人、旁观者。程望写下四个字:“熟视无睹”。
“思琪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她曾鼓起勇气向一名邻居求助,声音带着哭腔,眼神里满是恐惧与无助,然而,换来的却是一句冰冷的‘小孩子不要乱说话’。”
他的声音微微颤抖:“还有一次,在寒冷的冬天,她被带出家门时赤着脚,身上只穿着单薄的秋衣。我们调取监控看到,有人从她身边走过,脚步匆匆,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头多看一眼,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他们或是冷漠地瞥一眼,或是装作没看见,就这样,任由一个孩子在痛苦中沉沦。”
会场里一片死寂。众人表情凝重,有的低头沉思,双手紧紧握拳,似乎在为自己的失职而自责;有的眉头紧锁,眼神中透露出懊悔与无奈;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气息,让人喘不过气来。听到程望对各个责任链节点的剖析,一些民警面露愧色,轻轻摇头,内心充满了自责;教育局的代表则坐立不安,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尴尬与无奈,在座位上扭来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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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望慢慢合上手中的笔,声音低沉而有力:“思琪没死。但她在我们每一个人眼皮底下‘死过一次’。她在我们法律体系尚未完善的边缘,在黑暗中静静躺了三个月。她的求救声我们听到了,却没能及时破门而入,没能及时拯救她。”
副局长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沙哑:“这起案件我们如何追责?”
“我们会依法对监护人林志勇与许红艳立案侦查,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罪合并审查。鉴于其行为时间跨度长、手段恶劣,最高可追究其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建议从重处理。”程望毫不犹豫地回答。
“社区、学校、基层公安是否也应追责?”副局长追问道。
“我们建议:一,向教育局通报并建议行政问责;二,对江中路派出所内部调查接警流程疏漏;三,社区需建立‘学生长期脱学报备机制’;四,推动未成年家庭监护评估系统——”程望顿了顿,语气放缓了一分,目光中透露出一丝期许,“如果这起案件能成为制度改革的导火索,那她遭受的苦难就不是完全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