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还对所有测试样本进行预处理：首先检查外观（无破损、引脚完好），然后进行初始参数测试（如晶体管的常温 β 值），剔除外观不合格或初始参数超出标准范围的样本（共剔除国产晶体管 5 只、进口芯片 2 片），确保测试样本的基础质量。

为便于数据追踪，团队建立了 “样本档案”，每只元器件对应唯一编号，记录生产厂家、批次、初始参数、测试时间、测试结果，形成完整的数据链，后续可追溯每一组测试数据的来源，确保测试的严谨性。

八、供应链安全的考量与预案

在选型过程中，团队不仅关注性能与成本，还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 —— 当时国际环境复杂，进口元器件可能面临断供风险，国产元器件虽供应灵活但产能不足，因此孙工带领团队制定了供应链安全预案。

针对进口元器件，预案设定 “安全库存”：若选择进口晶体管，需一次性订购 6 个月的用量（约 3000 只），建立库存缓冲，避免因供货周期延长或渠道中断导致生产停滞；同时寻找 2-3 个备选进口渠道，降低单一渠道风险。

针对国产元器件，预案聚焦 “产能协同”：与上海无线电二厂签订合作协议，提前锁定加密芯片的量产产能（月产 2000 片），并派驻技术员协助厂家优化生产工艺，提升良率（目标从 30% 提升至 50%），确保国产芯片的稳定供应。

团队还设计了 “替代方案”：若某类进口元器件断供，需有国产元器件可替代，即使性能略有差距，也需通过电路优化弥补；例如进口高频电阻若断供，可选用 2 只国产电阻串联，通过参数匹配满足电路要求。

孙工在供应链预案中强调：“元器件选型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供应保障问题，实战中的通信安全不能依赖不稳定的进口渠道，因此必须推动国产元器件的应用与产能提升，这是长期安全的关键。”

九、选型方案的初步形成与评审

经过 2 个月的测试（1958 年 5-6 月），团队完成了 12 类元器件的对比测试，收集有效测试数据 1500 余组，基于量化评分体系，初步形成了《电子加密设备元器件选型方案（初稿）》，明确了各类元器件的选型建议。

方案初稿的核心结论包括：晶体管选用 “国产为主、进口补充”（国产占 70%，用于常温场景；进口占 30%，用于极端温度场景）；加密芯片短期使用进口样品推进研发，1958 年 10 月后切换为国产量产芯片；辅助元器件（电阻、电容）全部选用国产，降低成本。

1958 年 7 月，团队组织召开选型方案评审会，邀请电子工业部、野战部队通信代表、元器件厂家技术员共 20 人参会，评审重点围绕 “性能达标性”“供应稳定性”“成本合理性” 三个维度展开。

评审中，野战部队代表对 “极端场景用进口晶体管” 提出认可，认为可保障高原、沿海等恶劣环境的通信安全；元器件厂家代表则承诺，将根据测试反馈优化国产晶体管的低温性能，预计 3 个月内将低温 β 值波动范围缩小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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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评审意见，团队对方案初稿进行修改：将国产晶体管的采购比例从 70% 提升至 80%，进口比例降至 20%；增加 “国产元器件性能优化跟踪机制”，每月与厂家沟通改进进度，最终形成正式的选型方案。

十、选型方案的历史意义

这份元器件选型方案，是我国电子加密技术发展中首次系统的 “国产与进口元器件对比应用” 实践，不仅解决了当时研发的硬件选型问题，更形成了 “测试先行、供应保障、国产推进” 的选型思路，为后续同类技术提供了参考。

从技术层面看，方案通过科学测试验证了国产元器件的适配性，虽然部分性能略逊于进口产品，但通过 “场景细分”（常温用国产、极端用进口）和 “电路优化”，实现了性能与成本的平衡，确保加密设备达到 19 项核心指标要求。

从产业层面看，方案推动了国产元器件的应用与改进 —— 以上海无线电二厂的加密芯片为例，基于测试反馈的改进建议，厂家将芯片良率从 30% 提升至 55%，量产时间提前 1 个月，加速了国产元器件在高端领域的突破。

从供应安全层面看，方案建立的 “国产为主、进口补充” 策略与供应链预案，避免了对进口渠道的过度依赖，在后续国际环境变化中，保障了电子加密设备的持续生产，体现了 “自主可控” 的早期探索。

更长远来看，选型过程中积累的测试数据、国产元器件改进经验，为后续我国加密技术的自主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 正是从这次选型开始，国产元器件逐步在通信安全领域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我国从 “技术跟随” 向 “技术自主” 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