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员在周海涛身上搜出2000元现金，面额都是10元、20元的零钞，与银行被盗现金的面额特征相符。

在他的住所，一件黑色皮夹克的袖口处，技术人员发现了微量暗红色血迹，经鉴定为AB型——与死者武勇、蔡敬芳的血型完全一致！

铁证面前，指挥部立刻组建预审小组，对周海涛展开突击审讯。

审讯室的灯光惨白刺眼，周海涛坐在椅子上，双手不停地搓着膝盖，从一开始的拒不承认，到沉默不语，再到额头冒出冷汗。

12月18日凌晨5时30分，经过8个多小时的心理博弈，周海涛终于崩溃，双手捂住脸嚎啕大哭：“我说……我全说……是我和曹林干的！”

作案还原：贪婪与怨恨催生的血腥计划

周海涛的供述，揭开了这起惊天劫案的真相。

曹林自1986年底从部队复员后，被安置到工商银行中心支行任经警，本以为能大展拳脚，却没想到每天只是站岗、巡逻，枯燥又琐碎。

他觉得自己才华横溢，经警职位是“大材小用”，心里的不满日积月累。

1989年4月，妻子从中心支行行政岗被调至储蓄所当柜员，曹林更是认定单位故意针对他，报复心理愈发强烈。

而周海涛则因私自从事商业活动亏损1万元，外债缠身，债主天天上门催债，他急得焦头烂额。

两人同病相怜，经常一起喝酒抱怨，聊着聊着，就冒出了抢劫银行的念头。

“抢银行来钱快，而且咱们是经警，熟悉银行流程，不容易被怀疑。”曹林拍着桌子说，“轧钢厂储蓄所地处偏僻，交通便利，适合下手，也方便逃跑。”

两人一拍即合，开始秘密策划。他们摸清了轧钢厂储蓄所的作息规律：每天下午4点左右，储蓄员武勇和蔡敬芳会对账，下午5点，运钞车会来提取营业款入库。

他们决定趁对账时动手，抢完钱再趁运钞车到来前逃跑。

12月17日下午4时，曹林背着配枪（编号的54式手枪），揣着两个健身球（用作钝器），周海涛提着一个黑色提包，里面装着一瓶白酒、一瓶米醋和一副手套，两人骑着自行车，一前一后来到轧钢厂储蓄所。

“我们是保卫科的，过来检查安全。”曹林笑着对武勇和蔡敬芳说。由于是本行经警，武勇和蔡敬芳毫无防备，继续低头对账。

就在这时，曹林突然抽出健身球，朝着武勇的后脑勺猛砸下去——“咚”的一声闷响，武勇哼都没哼一声，就趴在账本上不动了。

蔡敬芳刚抬头惊呼，周海涛的健身球已经砸到她的太阳穴，她眼睛翻白，当场晕厥。

两人迅速撬开柜台抽屉，将.6元营业款、大量存单和5枚印章装进提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