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随陕西捷报一同进宫的，还有陕西巡按陈琦瑜、陕西巡抚洪承畴以及三边总督武之望的奏折。

根据他们的叙述，陕西民变初现端倪之际，南直隶供给陕西的漕粮就已出现“短缺”现象。

待到府谷县叛民王嘉胤举旗起义，正式对抗朝廷时，南直隶供应陕西边军的“漕粮”竟彻底消失。

正因为如此，掌握整个陕西边军大权，坐镇固原镇的武之望面对陕西民变，才显得“无计可施”……

这一切的源头，皆因帝国依赖的军粮供给已被未知力量扰动，无法准时保障，致使他不敢轻易平定叛乱。否则，一旦边境军队反叛，其破坏力将远远超乎王嘉胤和他的叛军所能抵挡。

南境的直隶之地，作为帝国经济的核心，始终拥有特权地位，不仅驻扎重兵，且税收直归南京财政部，不受中央干预。历经两百年的沉淀，这片天高帝远的土地，已被那些与国共命运的贵族打造成坚固的堡垒，朝廷也无法轻易干涉。

万历年间，朝廷内派系林立，彼此以“故友”关系结盟图谋私利，引发党争不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东林学派”。不同于依靠乡土关系的团体，“东林学派”以师徒情感迅速扩展，其精神家园“东林书院”坐落在直隶的苏州府境内。

换言之，南直隶不仅是贵族的领地，也是那些失意离京的“东林贤士”避风港，更聚集了富可敌国的商人巨头。扬州的盐商，淮安的粮商，苏州的织造商...

这些商人的势力网遍布整个帝国，错综复杂，其财富深不可测。他们只需在控制帝国命脉的水运中略施手段，令陕西大军的粮草无法如期到达，便易如反掌。

因此，即便朝臣洞察其中的疑点，却无人敢直言。此刻，御马监的督军曹化淳一个微妙的示意，揭示了帝皇的态度。

坐在案牍后的那位帝皇，看似平静，实则已对朝廷官员萌生了疑虑。“朕看过战报，许多将领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出色，如前任延绥总兵杜文焕，宁夏参将尤世禄，延绥参将虎大威，还有自荐的贺人龙...”

“他们本就是陕西子民，此次又立下显赫战功，内阁和兵部需速议奖赏之法。”“如果可能，让他们都留在陕西听候调遣。”

当暖阁内的官员忧虑重重，担心案牍后的帝皇即将掀起波澜时，朱由检却话锋一转，未提及疑点重重的陕西边军和南直隶，而是转向了杜文焕等人的封赏议题。“微臣，遵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