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知道了什么？”

“我的过去。”

“你的过去？”

“我过去是卖白粉的。我靠这个起的家。”

我瞪大眼睛，一时忘了走路。他说起白粉时的随意的语气就好像在说他过去是卖豆腐或者码头扛活的，丝毫不以为有什么不妥。

“喂，接着走呀。”他催促我，像说故事简介那样三言两语交待他的过去，“我和我老婆打小儿就认识，一个村里的，穷怕了，就卖白粉，先是帮人干，后来自己干，再后来赚了钱，就洗手不干了，便惦记着怎么换个活法儿，三换两换，东跑西跑，就跑到大连去做了广告人，嘿，干得还不赖。要不是出了这档子事儿，说不定我明年还要去竞选十大杰出青年呢。”

“你？杰出青年？”

“怎么？不可以？”他哈哈笑，“哪个大富豪成名前没干过点昧心枉法的事儿？这就像大树，只有把根往泥土里，往黑暗处扎得越深，盘得越紧，树干才能长得越高，越能得到最充分的阳光。所以，凡是最光明的，身后必然是最黑暗的。”

我匪夷所思，在钟楚博的论调里，总有一大堆离经叛道而又自成一家的说辞，这个人，已经完全不可理喻。

我同他讨价还价：“你的计划的确很周密，可是你忽略了一点：杀妻虽然是重罪，但是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不一定会判死刑。就算追捕，也不会被列为重案来办。但是加上绑架，事情就会越闹越大。所以，不如你放我走，自己一个人逃，应该会更容易脱身的。”